季朗友

儿子左1、外甥与父亲的合影

年秋日的一个下午，隔壁的伯母告诉父亲：上午见大队部又糊了不少高帽子，听说明天批斗的人更多。

那天的夜晚静得可怕，只有星星眨着眼睛守望着乡村里的一举一动。母亲早已把父亲的木匠挑子收拾好，父亲偷偷地在篱笆墙外的路边蹲了许久，确定这时候路上已没有了行人，他折身回到家中。

母亲说：“你把老二也带走吧，家中确实没有几天的粮食啦！我给二婶子说好啦，过几天我带着孩子，跟她们一起到刘王楼丰砀边境去要饭。”父亲不加思索，双手把我从腰间掐起续到墙外，并小声给我说，不要出声。

我似懂非懂。因为在父亲身后害怕的缘故，我走在父亲的挑子前边。一小一大两个身影走在去黄口的路上。

夜深了，能清晰的听到远处一声连着一声地狗叫。

我不知这是父亲的第几次“逃亡”。村上的阶级斗争激烈了，他这个所谓的反革命分子，也成了重要的批斗对象。开始的时候，父亲还能承受得了；随着阶级斗争逐渐白热化，村上对四类分子身体上的摧残越来越重，父亲只有选择“出逃”保命。

父亲是木匠行的行家里手，大到老人的寿材、闺女的出门嫁妆，小到做一个刮红芋干子的刮子、换一根风箱杆子，样样精通，这也成了他在异乡求生的本领。跟着父亲“逃亡”日子里，我记得比较清晰的有三件事情。

（父亲做木匠用过的工具）

第一件，六岁的我第一次见到火车。记得在黄口站火车一停，一些人纷纷跑在车头一侧，用粪扒子去掏里面没有烧透的炭。

第二件，有一天在路上，看到脚下有一块黄皮皮。我感到好奇，弯腰拾起一闻，如此好闻，直钻我的鼻子里，我才知道世间还有比红芋更好的味道。父亲告诉我是桔子皮，桔子是南方的一种水果。

第三件事情，是从我记事起，到父亲他老人家七十六岁走，一生我只见他哭过一次。在长期“逃亡”的日子里，父亲用他干木工活挣来的钱，总能满足我没有要求的渴望。

时间长了，我自然想念母亲，一天上午趁父亲给人家干活时，我偷偷地沿着大路向北跑去，我知道往北去那是回家的路。父亲听乡亲说，我顺着黄坝村后的路向东北走了。我不知自己走了多远，也不知父亲找了我多久，当父亲看到我正在花生地旁的一棵小树下坐着时，他远远地禁不住泪流满面，走近狠狠地抱住我失声痛哭。

用父亲的话说，他一个老百姓，国民党、GC党的监狱都蹲过了。凡事都有因果关系，我顺着时光的隧道，努力去寻找父亲的“因果”。

年5月18日，苏北小城丰县被日寇攻占，只因大伯父的一次善举，我们家惨遭劫难，失去四位亲人。

那年父亲六岁，成了没有父亲的孩子，他已经上了半年的私塾，只因家庭的变故，不得不弃学帮家干点农活。年夏，刘邓大军与国民党王敬久部决战羊山，王敬久丰县人，羊山战役打响，丰县自然成了国民党的大后方。战争需要兵源补给，当时规定：兄弟三人者，必须有一人当兵。

因伯父出逃，国民党丰县地方政府为了惩罚我们的家庭，祖母被抓进县城大牢。由于在那里水土不服，再加上祖母年高、身体极度虚弱，需出狱治疗。那时十五岁的父亲，替他的母亲蹲监百日。父亲虽然蹲监不长，正赶上八路军北撤后、国民党活埋人的日子。国民党对没有撤走的八路军基层农村干部，抓到县城审查，开培训班，俗称训“八路皮”；对审查不过关的人，一律晚上活埋。

父亲与“八路皮”白天一起搬砖修城墙、做工事，晚上就眼睁睁地看着有人拉出去被活埋。那时，人人自危、风声鹤唳，过了今天，都在惆怅，不知还能否看到明天的太阳。

据父亲讲，一个单县人来丰县卖蓝布，被抓进监狱，说他私通八路，蓝布就是证据。三天后的下午，卖蓝布的人对父亲讲，他明天就可以出去了，他们家的保长来保他。可没有等到明天，当天傍晚，卖蓝布的就被拉出去活埋了。

那时训“八路皮”，一期三十天；父亲比他们还要难过，蹲了一百天大牢。我不知道父亲当时是否感到恐怖。他晚年谈到这段往事，津津有味地讲，他见过刘召祥、蕫玉珏等，这些只有在老百姓口中传说的国民党丰县党部人物。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需要人才。父亲于年参加宝成铁路的建设，宝成铁路是新中国第一条工程艰巨的铁路，他所在的单位是铁道部第一工程局隧道队，主要负责隧道挖掘。在秦岭遇大蛇的事，父亲讲过多次，秦岭地区杳无人至，地势险恶，有些地方还属于原始地带。在施工极其艰险的基础上，宝成铁路的建设充满传奇的色彩。四年多时间，宝成铁路全线贯通，改变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局面。父亲他们又转战兰新铁路，他参加了最艰难的乌鞘岭隧道工程建设。艰难而又传奇的施工经历，磨砺了父亲坚强的意志和刚毅的性格。年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第一年，父亲探亲回乡，他在千里铁路线上沿途看到饿殍无力挣扎、尸弃路旁荒野。在郑州火车站广场，父亲遇一中年妇女哭诉，是同她婶母靠吃人肉走出灾区的。

回到单位后，父亲与湖南湘潭的同事李银喜互叙回乡见闻，都谈到饿死人的严重现象，他俩就这一严重现象及工程改进建议，一同上书总局。

正因如此，父亲被卷入所谓的“反革命集团”，又被押进监狱。在狱中，父亲遭受长达一年零二个月的审查及折磨，后判劳改三年。出狱后的父亲失去了工作，回到家乡，又赶上“文化大革命”，当即扣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季合园处于城乡结合部，是“文革”的重灾区，狂躁的人们失去了理性，在当时，弱者欺凌弱者是最让人痛苦的一件事。因为父亲是“反革命分子”，很多亲友自动与他划清界线，有的至亲为了向党表决心，在千人会场的主席台上，对父亲进行辱骂、声讨父亲的“罪行”。

那时，我们家还有唯一的一位亲戚：就是我的外婆。老人家始终坚信父亲的真理和正义。生产队惩罚“地富反坏右”五种人最经典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多干活，把最苦最累的活派给他们，而得到的工分最低。

在红芋干是主粮的年月，一个生产队栽二三百亩红芋属于正常，到刨红芋的时候，用大条筐和杆称，由父亲和地主两人抬着过称，每筐斤，一堆堆的倒在地上，然后按堆再分给社员。

二百亩红芋大约20多万斤，被他们用肩膀一筐筐都抬完，而得到红芋却比别人家少的多。农村的冬季是漫长的，每年县里都组织各村到几十里外挖河，工期长、条件差，四类分子是挖河管理的重要对象。

为了加强对他们的“改造”，最苦最累的活都是监督他们干。河挖到后期，需要在河底疏浚一条排水小沟，早上趁冻好挖，太阳没出来，便派父亲下河捞河泥，零下三四度的气温，河面结一层薄薄的冰，像玻璃一样嵌在稀泥上面。

父亲赤着脚、扛着铁铣、踩着薄冰，走到河里，把冰下的稀泥用铣捞出，放在筐里，再和地主他们二人再抬到河堤上，破碎的薄冰刺破父亲小腿肚，鲜血直流，可两腿麻木的父亲全然不知。有时犒劳民工，蒸上一笼白馍，每人三个，父亲总是自己吃一个，留下两个白馍，用衣服包好藏在窝铺下面。待有人回家时，捎带给我们小孩子吃。吃上一次白馍，我高兴两三天，却不知这白馍是父亲饿着肚子省给我们吃的。这也意味着父亲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劳动。在鸡屁股是银行的年月，当时农村人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都得靠卖鸡蛋换取，可我们家连小鸡也喂不起，父亲只好打老屋后面二分空地的主意。精心种上青菜，收获后还要偷偷地背到集上卖掉，换取生活必需品。

当年家中的贫困生活不可想象，据我母亲讲，年9月81岁祖母突然去世，家族大共同商议，刚开始倒头的一两天里，各家的孝布先暂时由自已做。

一天过去了，别人都带着孝，父亲还黑着头，因为我们家没有钱，不能及时的买块孝布，父亲叫母亲去赊布，母亲没能及时地去，父亲很生气，和母亲吵架，我着抱母亲的腿，把我踫倒在墙角上，头部鲜血直流，医院。母亲说，那怕有人临时借给他一块布，也不至于在众人面前难堪。后父亲找人到蔡楼去赊土布。

从我一岁到七岁，家中没有吃过一顿肉。每年的麦季过后，是出知了猴的时候，这里的人们把知了猴看作是美味，因而傍晚摸知了猴的人特多。

夜里一点钟以后，是第二遍出知了猴的高峰，那时劳累的人们都进入了梦乡。

父亲自己用椿木做了一只大提灯罩，四面嵌玻璃，里面放油灯，提在手里沉甸甸地，常到村外较远的柳树行去逮知了猴。每捉到一个知了猴，在父亲眼中，这是孩子口中的一片肉。

吃不了的知了猴，母亲放到咸菜缸里腌几天，再用针线把知了猴穿成串，搭在晒衣服的绳条晾晒风干，这样可长期保存。

过年别说吃肉，就连白面也吃不上。那时在生产队里，一年分十几斤小麦。白面如药，平时得个小病小秧，不想吃饭，用白面在面瓢里加水调和一下，擀一小碗白面条，是病人的最大享受。

年关，一个关字，让父亲体会的刻骨铭心，过年别说吃肉，白面也见不到。年的除夕早上，家中没有一丝白面。

父亲忽然想起秋天他给村小学补修桌椅，是开工分的。他找到从小一起长大王叔炳田说明情况，王叔季西队长，天空飘着雪花，王叔领着父亲二人披着马包片，到斗虎营找到大队书记，说明情况，书记要校长出证明，二人又冒雪到渠楼找到张正品校长，张校长当即写了证明。

父亲拿着证明，找到生产队仓库保管员，领了十二斤小麦。母亲快速把小麦弄干净，父亲背着到村后韩园电动磨房，人家早已关门回家过年，父亲只得上门求推磨人，说实话这12斤小麦，还不够占锣底的。推好连加工费也没给我们要。白面拿到家，母亲还了伯母一碗，祖母两碗的白面帐。剩下的包了一饨纯胡萝卜水饺，也就没有白面了。

当时的农村普遍现象是，生产力低不，农民孩子多，劳力少，多数的家庭都透支。秋天决分时，由生产会计算出每个家庭透支数据折成钱帖在墻上，由社员自由找工分多的家庭顶替。我们家自然是透支户。

年关到了，由于割资本主义尾巴严重，父亲不能做点小家具拿到集上去卖啦。他找到韩园表嫂托关系，医院卖血，还了顶替透支全款。我们家透支月朗哥顶的，他没有一丝要帐的意思，父亲感到年关来了，要自然还人家帐。

年后月朗哥知道父亲卖血还帐，为此不安了好多天。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的冤案平反，他和先前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在第一年过春节的年初一凌晨，父亲夜里两点就起床放鞭炮、下饺子。

虽然我们有“年饭吃得早，日子过的好”的风俗，但这也许是对他压抑后精神上的一种释放。

年生产队第一次扩村，安排年轻的后生结婚建房用地。会上队长提出一个要求，生产队有二十余头牲口，每天都要到土井里挑好多桶水，供牲口饮用及淘草使用。

这是一个很累的活，没有人乐意干，必须从这十几家待分宅基的人家中选择。

父亲主动站出来，自己愿意干这个活。队长为了奖励他，这十五块宅基供我们家随便挑选，不必抓阄，父亲毫不犹豫地挑了一号不太理想的地块。他当时的心情，应是历经沧桑以后的一种慈悲、一种怜悯。

虽然经历过文革多次批斗，父亲的性格并没有改变，他做事并没有小心翼翼，见到不公平的事依然是敢作敢为，不怕得罪人。

年分田到户，对农民来说是件天大的好事。我们这里生产队分东西，为了公平，采取抓阄方式决定，抓阄这里人民说成抽签。即时在政治观念很强的岁月里，生产队干部为了体现自己所谓公平，分活，分东西釆用抽签方式决定。

实际上抽签有潜规则，玩猫腻，人们心明肚知，无人敢说。分田这种大事，会开的轰轰烈烈，人们情绪高涨。田块地质有较大的区别，人们都祈祷自己能抽到好田块，正当干部决定抽签时，父亲突然提出要抽两次签，先抽飞签，决定正式抽签的先后名次，得到大家的赞成。

父亲把事先准备好的软毡帽，拿到会上，把写好名次的纸蛋，放到毡帽里，兕住帽口，人们看不到纸蛋，只能伸进手去摸。

这种公正方式，得到人们的拥护，也有人把他视为眼中钉。

刚分田到户时，生产队一台50拖拉机，主要用于耕地，轧场，属公共物品，耕一亩地，向社员起3.6元钱，父亲宣布本队社员耕地每亩他要1.8元钱，他承包了。从外队耕地赢利的钱来贴，这样我们家多少还有点赢余。包括生产队第一代农药喷药弥雾机，也是这样夺过来的。

不怕权贵，他是驰名乡里。

父亲继承了传统的农耕思想，喜欢操办农具，分田到户时，生产队处理的大型脱粒机、八寸抽水泵、生产队老屋上的砖瓦等都被他买到家中。现在的农民不喜欢存粮了，父亲一再告诫我们，没有粮，就没有主心骨。

我至今爱存粮食，就是受他老人家的影响。

父亲一生不信鬼神，他常说：“何处是风水，墓田即心田。做人要有良知，做事要有良心。”母亲是较迷信的人，告诉我们，“特别入腊月，小孩子更要注意，腊月诸神下界，草棒上都有神，不要打架骂人，弄烂衣服，更不要打烂碗。”好像是儿子五岁那年，傍晚吃饭，儿子端着碗打了，母亲很生气，“今天大腊月初一把碗打了”。父亲说，“我看再打两只更好，老绝户头再也不打碗。”母亲无语了。

在他人生最低谷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受着管制，他仍然是敢说、敢当，当然敢做被“剥夺”了。即使周围的不少人把他看作瘟神，纷纷远离他，但父亲心胸似海。那时的农村，有一手好木匠活的人少，父亲从不吝啬，对十里八村的百姓可以说是有求必应，总是用手中的锛、刨、斧默默地提供无偿帮助。“人到七十古来稀”。

年过古稀的父亲突然有一天向小辈宣布，他要学习文化，并且找来侄女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他从汉语拼音学起，自己不会的就问孙辈。因为年龄大的原因，父亲今天学会，明天就忘了。他好问侄女，侄女总是说：“爷爷你真笨，这个字给你说几次了。”他经常告诉孙辈，爷爷都七十多了，还要学习，你们更要努力。父亲通过几年的学习，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的语文课本全都学会。

当好友崔振把六年级语文送到他手上没几天，父亲却走了。

他走的很突然，从生病到去世，也就短短三个小时的时间。由于年轻时历尽坎坷，晚年的父亲身体不是多好。可以他总是自信的说自己能活岁，这也是他乐观精神的表现。父亲走时虽然没有留下一句遗言，我知道他想说什么，就是平时对我们的要求：强不惧，弱不欺，做一个有良知的人。

十年了，我时常想，父亲这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他去世三天后，我在他穿的衣服里翻出五元六角钱，更没有存款。父亲对我们很严厉，规矩也大，以至我们到成年，结婚生子，父亲还告诫我，特别在饭桌上同多人一起吃饭，不要用筷子在盘子里翻菜，要夹自己面前的菜。更不要抢吃抢喝，当年爷爷就是这样给他说的。他留给我们子女，就是做人的道理。这也是我一生的财富。

这些年，我常常想念父亲，想他的人生灾难有好多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可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一天我翻阅《季氏族谱》，终于找到了答案。

他第一次入狱是尽孝，第二次入狱是尽忠。

忠孝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良传统，只是被父亲以入狱的方式传承了下来。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天了，我总结父亲一生，经过的沟沟坎坎，我只想借用苏轼一句诗対他说——

菊残犹有傲霜枝。

寄托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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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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