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贾岛《寻隐者不遇》

何为隐士？

隐士留给我的印象，多来自两个途径：一为宋元明清的文人画，一为《高士传》、《陶渊明集》之类的古籍。因此，一提到隐士，我脑子里显现出来的是这样的一幅画面———一头戴乌角巾、拽着藤杖的名士，带着他的琴童，徜徉在一片清远淡泊的泠泠然的山林间。这里无寒暑之更替，无生计的忧虞。隐士用以打发他们那“不知秦汉、无论魏晋”的漫长时间的，唯有对花酌酒、弹琴赋诗而已。

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老师要我们在一张纸上写下各自的志向，我写下的是“隐士”二字。老师为此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忙找到我做思想工作。在她看来，“隐士”一词近乎“废物”，指的是那些逃避生活的人，或用精神分析的话说，患有“退行性人格障碍”的人。老师那些个“做人应该积极进取”之类的说教并没有能改变我的想法。我既然并不喜欢命运安排给我的这个令人焦虑和无趣的世界，对我而言，一个传统文人梦想中的诗意的世界就是值得向往的。后来，我偶然得到了一本美国人比尔·波特所写的名为《空谷幽兰》的寻访隐士的书。满怀期待地读了之后，未免有些失望。比尔·波特的确找到了许多的隐者，但并没有找到多少我理想中的隐士。在我看来，隐士应当是“士”而“隐”的人。也就是说，隐士应该首先是个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然后才是选择过一种隐逸生活的人。隐士是隐者，但隐者不一定是隐士。不过转念一想，我过去其实遇到过一些真正的“士”，他们其实也过着一种隐居的生活，只是，他们所生活的地方，并非如宋元明清的文人画中那样地“无寒暑之更替，无生计的忧虞”而已。我所知道的都江堰的李启明老先生，无疑可以算作这样的“士”而“隐”者之一。

隐士李启明

20多年前，当我从青城山的众多的清代、民国匾额对联的落款中看到李启明三个字的时候，印象中觉得这是一个生活在遥远时代的文人，其生平事迹，恐怕早已湮没在时间的河流里、无从稽考了。08年大地震，看到都江堰城里满目疮痍，心中一片愁惨。当我从我的父执画家张学忠先生那里听说这位李启明老先生依然健在，吃惊之余，也不免颇为欣慰。孟子曰：“故国者，有乔木之谓也”。广而言之，所谓老城者，有名士之谓也。老城而有名士，则老城的魂，就还没有丢掉。

我的父执、画家张学忠先生已故的父亲张楷悌老先生与李启明老先生是好朋友，有了这层渊源，我向张学忠先生提出想拜访拜访李老先生的想法，张学忠先生说，李老一向深居简出，需要提前约。后来，我得到消息说，李老先生同意见面。怀着激动的心情，我先赶到了位于都江堰岷江路的张学忠先生的家。张学忠先生多年从事油画创作，作品写实，多以老灌县的河滩卵石为创作题材。从他的画中，我常常会感受到某种来自大地的和人的灵魂相亲近的东西，由于他在他的作品里坚守着这些在许多人看来不合时宜的东西，所以，其作品不常出现在那些个虚张声势的“现代艺术俱乐部”的“T台”上。

在画室里，张学忠先生向我介绍起了李老先生的情况：“近十年来，李老先生深居简出，过着一种隐居的生活。平常读书、种兰自娱。偶尔仪式性地参加参加一些书画展的开幕式。他心里很清楚，在那种场合，他不过是替人摆一摆样子而已。偶尔也有一些揣着关于都江堰历史沿革之类的问题客人登门拜访，李老也乐于无所保留地回答他所知的一切。不过，近年来也有某些登门请教的人的抱着其它目的，李老则多以“老了、昏聩了”之类的话搪塞。十年前，李老就被诊断患有糖尿病。但直到现在，他的身体看起来还颇为健壮。的李老近年来每日早睡早起，不近烟酒。吃得很少。与人一起吃饭，常常是取很少一点食之，然后静静地坐在那里，笑眯眯地看着别人吃。平常也会有一些学生子侄辈登门看望，只要约好了，则必呆在家静候。无人造访，则独自在书房读书写字”。

初次见面

震后重建中的都江堰市，整个就像一个大工地，空气混浊而沉闷，再也没有了地震前我所熟悉的那种扑面而来的清新之气。张学忠先生领着我喊了一辆三轮摩托，我们来到通往蒲阳路的一片城乡结合地带，下了车，张学忠先生却也搞不明白身在何处：“震后的灌县变化太大了，一天一个变，我上次来的时候，这里不是这个样子”。于是乎，我们一边找路，一边打电话联系李老先生。正当我们在蒲阳路上转悠，远远看见一个中年妇女正搀着一个穿蓝布对门襟的老人健步如飞地向我们迎来，这就是李老先生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怎么看，也不太像一个隐士。中年妇女的他的女儿，寒暄之后，我们随他们下了蒲阳路，从一条乡村小路进去，不久来到一座路边的二层平顶房的下面，一间有着钢卷帘门的铺面式房子里，安放着一对沙发的一个茶几。这里看起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和任何一家农户没有差别，也和我那“泠泠然有山林气”的预期有着很大的差距。据张学忠先生说：汶川大地震之前的都江堰龙潭湾，是李启明老先生居住了几十年的家。几间青瓦房带着一个小院落。院子里一片荒芜，落叶满地，颇有‘庭草不除留诗味’的意趣。可惜在地震中毁了，现在只好寄住在女儿女婿的家中。

我们在铺面中的沙发上坐下，李老去为我们倒茶。他听说我喜好辞章，便滔滔不绝地和我谈起了他跟成都过去的五老七贤们的交往。：“有一年，我去拜访刘豫波先生，我还记得他还爬上阁楼给我取书的样子······林山腴和罗骏声关系不很融洽。因为林山腴为罗骏声的父亲写的墓志铭被改了一个字，林很不高兴，对人说‘我们见解不同’。林山腴是一个好表现的人，当然生活作风就不是那么严谨了。他当时是西南的词林泰斗，去拜访的，都需要先登记，且未必能见到。拜门送礼的络绎不绝。有一年，林山腴办七十大寿，凡送了礼的，就会得到一本他自印的枣木雕版《清寂堂词》。他当时在我们心中的分量极高，但凡林山腴的东西，我能抄就抄。五十年代，我在街边看见林山腴的书被人当废纸论斤买，哎，那真叫做斯文扫地。我的朋友王文才，是林山腴的‘打心锤锤’，收藏了一本经林山腴朱批修改过的《清寂堂词》，其中有不少关于填词的过筋过脉的诀窍，我照原样抄了一本。这本书很有价值，当年欧阳修见到韩愈原稿，学问大进。只可惜，现在辞章之学，一落千丈，已经没有几个人明白其中的甘苦了。”

李老先生娓娓道来，思维十分清晰。听着这亲切的老灌县的口音，我感到一下子回到了几十年前的过去。

隐居是一种态度

当我再次登门李启明老先生，已经是半年之后了。此次拜访的缘起是在一次与白郎先生的邂逅中，我们谈起了上次在青峰书院遇到《空谷幽兰》的作者比尔·波特的情景。白郎先生正要做一个“寻访成都当代隐士”的专题，让我推荐一位当代的隐士，我自然想到了李启明老先生。而寻访的事，也落在了我头上。然而我也不免存有一些顾虑———李启明老先生可以算作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隐士吗？

如同上一次一样，我先找到了我的父执、画家张学忠先生。这一天阳光灿烂，拜访的过程顺利了许多。从羌历年的聚餐会所在的农家乐赶到李老先生的家，只需要十来分钟。当我们赶到那里，李老先生已经坐在那里等候我们了。由于这次有备而来，我准备了几个话题。从“都江堰准备打造赵公文化”的这件事上，我们开始了交谈。“我从网上看到，您是‘赵公文化理事会的会长’，有这事吗？都江堰真的是赵公元帅的祖庭吗？”我问道。李老说：在历史问题上，必须实事求是。尽管赵公元帅与灌县的渊源，有一定的文献依据，但赵公元帅在道教中的地位，一如韦陀在佛教中的地位一样，不过是护法神而已。对财神的过分崇拜，是从广东、南洋那边兴起、加之商品经济大潮的推动，才蔓延到全国的。生意人喜欢赵公元帅，无可厚非。但整个社会都崇拜赵公元帅，就不见得是好事了。李老并不赞同为了迎合当前的社会风气，而特意去制造财神祖庭神话的做法。至于加于他身上的那个“赵公文化研究会会长”的头衔，他说：“那是个虚名，与我无干”。李老的一席话，不禁让我想起了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那段有名的话来：“（小资产阶级）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资产阶级地位······但是赵公元帅总不让他们发财。”

赵公元帅虽然总不让许多人崇拜他的人发财，但赵公元帅似乎曾经对李老先生却很是青睐。

李启明老先生生于年，灌县张家湾人。虽然清朝已然覆亡，可对于乡里人而言，前清的秀才举人，仍然享有令人羡慕不已的社会地位。李启明自幼家贫，在乡先贤及亲戚钟家几位前清秀才的影响和激励下，颇为好学上进。加之悟性极高，十岁便能写一篇百来字文从字顺的文言文。因此颇得老师余定夫、太老师罗骏声的赏识。年，叠溪大地震引发的洪水冲毁了灌县许多低洼地带的人家，死了好几千人。李启明的家也毁于这次灾难。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可谓不小。老师请他留下来教书，他说：“我如果再走你的路，我也只能和你一样”。就这样，贫穷逼迫他选择了一条从商的道路，他去到地下钱庄当起了学徒、做起了黄金买卖。由于聪明能干，他很快被升为管账。40年左右到成都做生意，挣的铜圆铺满了一床，为了保险，他晚上就睡在这一床铜圆的上面。后来生意做大了，走南闯北，并因此结交了不少社会名流，包括国画大师董寿平。当然，福兮祸所依，赵公元帅的青睐没有让他躲过文革中的批斗会。据说，在一次批斗会上，他的“交代”把台下的人听得入了迷，以至于忘记的他这是在交代“罪行”。

谈到他和国画大师董寿平的持续半个世纪的交往，李老显得兴致盎然。“我第一次见到董寿平，见他用水将一张纸浸透，晾干后作画，然后又染又画，如是十多二十次。我问他为什么不画人物画，他说太费力了······有一次，某会长自恃身份特殊，要见董寿平，董说：‘我这里没有会长的座位’。后来青城山修建福宫。我请董寿平写一幅对联，他就把我撰的对联给写上了。”，李老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犹如昨日。李老还说：董寿平曾为他画过一本册页，马一浮为这本册页题了签，在上面题诗的，皆当时赫赫有名的名士。如于右任、谢无量、闻在宥、林山腴、向楚、庞石帚等等。可惜的是，后来这本册页被人借去遗失了。听到这里，张学忠补充说：“后来我在某处还看到过这本册页”。李老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丢了就丢了吧，好在我还记得那些诗”。

李老的诗集《青城山叟诗集》中，就收录着那些诗，其中，于右任写给他的《中吕醉高歌为启明先生题寿平画册》这样写道：“寒梅雪里香浓，仙境人间自永。犹余故国青山梦，画得神州一统”。但这诗集李老自己手上已经没有了。我们问他是否打算重印，他说：“写得不好，算了”。

说了许久的话，李老先生一点也没有显出倦意。我们对它那饱满的精气神，不觉非常地佩服起来。我们便向他请教养生之道。李老说：“人的身体与肌肉，有动静可控的部分，有动静不可控的部分。人能够做到动其不能动，使得气机活泼，就必有所得。‘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的灵活性很强。一固执，就不好了。······人一老，和养小孩差不多，‘要得一身安，三分饥与寒’。饮食要按时，宜少量。这点很重要。”

尽管李老先生对道教研究颇深，且颇有修证，但对于怎样养生，李老说得不多，仿佛一说，就会落于言诠，就有偏颇似的。不过我觉得，着说出来的，都是他几十年修炼所得的甘苦之言。

近年以来，与李老诗文唱酬的那些故旧老友，如董寿平、王文才、白敦仁等人一个个都不在了。唯留下孤独的他，守着他所熟悉的那个时代的记忆。“现在喜欢写旧诗的人不是挺多的吗？”我问道。听我此言，李老笑着摇了摇头。沉默有间，说：“倒是有很多人来请我教写诗······时代不同了，辞章一道，现在是一落千丈”。我问他是否想过将自己的所学发扬光大，他摇了摇头，说：“我读书不多，学问不好，时代不同了，但求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

我似乎能体会李老那没有说出口的心境。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人文环境，与他自幼浸润其间的那个人文环境，已经不是量的不同，而是质的不同了。他所熟悉并如鱼得水的那个旧时代，已然不可逆转地远去了。他对他心目中所心向往之的那些东西的坚持，现在正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正如他在一首题为《威凤行赠张学忠学敏昆仲》的诗中所感慨的：“今人为学复何有？动矜爪嘴夸海口。权衡有镜又尘污，勿怪滥竽满街走”。我想，他的隐居避世，除了超脱尘俗的价值选择外，或许还有一层无奈的意味吧。我忽然领悟到：隐士不是一种固有的身份；隐士是不一定头戴角巾、手拽藤杖、隐逸于泠泠然的山林中的。隐逸其实是一种价值抉择与生活态度。隐士之隐，在于他们心中守着一个道。当世界和他们心中的道相合，他们就是那些站在世界的前台、引领时代的风尚的人。一旦整个世界与他们心中坚守的道格格不入的时候，他们也就“入山唯恐不深栖”了。

看看天色向暮，我们起身告辞。

三访不遇

为了为李启明老先生拍几张照片，我约好了杂志社记者和我的朋友刘崇寿准备前往都江堰三访李启明老先生。由于我们提前了约定的时间，记者去不了了。我只好同刘崇寿一道去。刘崇寿是一位书法家，经营着一家刊刻厂，纷繁的事务让他一夜没有睡好觉，所以看起来显得很疲惫。我们先赶到他的厂子里，待他交代完工作，又陪他去翠月湖签一份合同，然后我们顺便去往青城后山泰安镇。途中在一农家席棚吃了一顿饭，几个菜花去了近80块钱，令我大叹人心不古。一路上我看见他不停地接电话。下午三点，我们到了张学忠家，坐下来喝了一口水，刘崇寿便呼呼地睡着了。当张学忠带着我们赶到李老先生家时，发现李老并不在家，张学忠说：“疏忽了，没有事先约好”。李老先生的女婿说：他和夫人、女儿中午就出去玩去了。没法联系上，因为他们不用手机。于是乎，女婿带着我们去了附近的几处可以吃饭休息的地方寻找。我们的车在附近转了一大圈，也没有看到李老先生的人影。望着夕阳下暮霭沉沉山影，心中一阵怅然。这真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我们只好放弃了照相的计划。回返的路上，我问刘崇寿为什么要把自己搞的那么劳累，他说：自己也知道这样的状态很不好，也很想回到乡下去过一种自然的生活。但已然做起了这个生意，就做不了自己的主了。我心想：难怪我们今天寻隐者不遇，没有隐心，怎么会遇得上隐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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