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里故事儿多。想想，也就两码大的吧？先说拜年。

庄稼人会给己个儿找台阶下。拜年拜得晚了，就有不少说词儿：“青草没驴蹄，拜年也不齐。”那意思是你看我晚？还有比我晚的呢。要不：“青草没驴眼，拜年也不晚。”想想，青草把驴眼遮住，就算是那驴低头吃草，怕也五黄六月了吧？不过，合着跟驴叫上劲了，不知典自何来。

年轻时过年放几天假，差不多都让拜年给占去了：白天像兔子似的跑，晚上跟醉猫儿似的喝。一年三百六十天，你总得去看看长辈吧？三叔二大爷，七大姑八大姨，不要说自己的姥家孩子的姥家。拎着两包果子（点心），后来日子好点了，加上两瓶酒。那果子还得“押”回一包来，理由充分：给你爸妈押回去的。从初一开始，拜“家里”——本族的近门长辈。大年初一，还在“觉头子”上呢，老妈就来“骂”了：还不起来拜年去，人家都来三拨儿了！给家里人拜年论“拨儿”，一般是亲哥弟兄，或者跟堂兄弟约好一起出去“串”。女人们拜年的多上插着空儿,新媳妇例外，必得初一早上，由年长的亲妯娌或堂妯娌领着，一群两行的，来看婶子大娘，叫“拜新年”。

给家里拜年也得绕半庄。我家拜年不给压岁钱。这是爷爷的老兄弟我们叫老爷的兴的，他当过乡长，又有文化，我爷爷在家政大事上，怕也是唯他马首是瞻。小时候拜年得磕头，成年后，已经不兴那些老礼儿了。一般见了长辈不磕头，也不鞠躬，但近门的祖辈还是行礼的。我们哥仨去给近门的一位爷爷拜年，进门不约而同，深深一躬。这种近似串门儿的拜年，进门先是一句话：大爷过年好啊？大妈过年好好啊？……他们也就乐呵呵地：好啊好啊，你爸你妈都煞好儿的呀？这个“煞”读音为“傻”，方才符合我们冀东味道。这是主要程序。然后坐在炕沿上或者靠柜的板凳上，有一搭儿没一搭儿地说话。亲的近的，话多些，也多呆一会儿，一般的呢，剥个瓜子，点上支烟，或者自己掏出烟来给长辈点上，就说：改日再来看你老。今儿个得多串两家。然后出得门来，奔下一家。上午一般都串完，下午“打打找儿”。这个“打找儿”，看似扫尾，其实都是更近的，或者不是家里亲戚，但属于世交。这就要多坐会儿，而且交谈也更亲情化。我最多的一次，初一这天，串了十一家。想想，这“活儿”也不算轻松呢。搬城里来第一个大年初一，就去了同在县城的一位亲戚家，人家算是老城里人，虽然没有受到慢待，但也看得出打乱了人家的安宁。成了一个不和谐音符。从此作罢。

初二，一般要到那“三门子好亲戚”家去。“三门子好亲戚”？对。就是“孩子他姥家，媳妇的妈家，己个儿的丈人家”。不过，丈母娘去世后，跟后丈母娘亲不起来。再去丈人家，多少有一点例行公事的敷衍。往往快中午了到那儿，吃完饭赶紧往回踅。因为晚上必得有亲戚朋友请客。晚上请客也必喝得一塌糊涂。无论亲戚还是朋友，好像喝酒就代表了亲近。这还得排号儿。叔丈因为排不着晚上，竟然在早上请我去喝酒——哪能喝得进去？他们为了应付，我也为了应付。这年拜得成了应付，就打折儿了。

小时愿意借拜年“住姥儿家”。初二，爸爸就套上牛车，拉着妈和我姐我俩去住姥儿家。妈和爸一般当天就回来：正月且（客人）多，不定啥时就冒上一个外甥或者表弟什么的，拎着两包不知道转了多少家的果子。妈说，等年都拜完了，抖搂一包果子一家子尝尝，往往是一堆碴子面子了。有道是“姑爷、外甥（孙）、鸡，菜饽饽、粘米、榆树皮”，是农村老赧（nǎn）子（老太婆）的最爱。榆树皮，是取其糙皮内的那层红“内衣”。剥下来，晒干，上碾子轧成细面，成为一种粘合剂，用高粱面、玉术面做饸饹（héle），它就必不可少之物。过去讲究“地少休种麦”，家家没有几升白面。吃饸饹汤，就用粗粮。

记忆中，我不像姥姥的“最爱”。甚至觉得她老人家不怎么喜欢我，整天拉着脸，很少看到她笑过。可能早岁时日艰难，让她老人家把笑模样丢掉了。按说，姥姥只我妈一个闺女，对外甥（孙）不可能不喜欢。那就有另个可能：大哥二哥都长我十多岁，他们后面又夭折了两个哥，一个三岁，一个都六七岁了。姥姥见到我这其貌不扬的“老外甥”，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姥爷好给我们讲故事，但也极爱训人。那天晚上，姥爷又开始指责我，无非是不懂礼法之类。有个串门儿的也不添好话：嗯，这个小外甥儿是坏！长我两岁的我姐适时地“加缥子儿（加码儿”）：哼，坏也不是好坏！天，坏还有好坏？你能看得出，这“好坏”是偏正词组不？话说回来，这个“坏”字，也并非很不好的意思，它有“鬼头”（聪明伶俐、出人意料）的意思。我姐接用了俗语中的“鬼（头），也不是好鬼”给她弟弟我用上，虽有故作聪明之意，却也不能说用得很错。

当然对于来自方方面面的批评，从小我就深得阿Q真传，采取的是“怒目主义”。可是我在炕头儿姥姥身边，姥爷在炕角儿，中间隔着一盏毛子油灯，他就能够发现我的怒目主义：你甭小眼儿瞪着我！不服是咋儿这？我心里当然不服，不过……姥姥“嗯”了一声，姥爷不言语了。姥姥说：抖搂包果子吧。这就是说，要拆包点心吃了，这绝对是奢侈！大舅从柜里拿出包果子，递给姥姥，我相信，全家人的眼睛都在注视着姥姥的手。姥爷说话了：要说这果子，还顶数人家福顺祥的。人家也用荤油，可人家那果子就是不透油，你看那包果子的纸儿上没有一点油星。没人答言儿。姥姥把纸绳解开，把上面那红纸印的封贴儿拿下来，外面一层黄褐色的包货纸，里面是一层厚厚的粗糙的草纸，再里面又是一层薄薄的包货纸。果子有“八大块儿”，有“杂瓣儿”等类。前者就是八块核桃酥。这包果子叫“杂瓣儿”，里面的果子有好几种：有浮着一层白糖的魁饼，有枣泥馅儿的佛手儿，有舌饼，也有桃酥。小孩子爱吃魁饼，就是够着那层白糖去的。当然姥姥也把这两块给我和姐姐。

住姥家也有玩伴儿：一个叫小欢儿的小子，一个叫兰子的丫头。都比我大两岁。兰子和姥儿家住一个院。仨人过家家儿，角色由小欢儿明确：我是姑爷，兰子是闺女，他当大舅子。兰子对我总是透着一点亲近，经常背着小欢给我吃的。记得最多的是“刮旧”里面的大豆芽儿。“刮旧”，也叫“刮旧菜”。是把大青豆泡胀了，跟白菜、豆丝儿熬一大盆，放在冷屋里，那是家里正月的“就头儿”，用来下饭的。平时只是切点咸菜抄碗酱，这时就用刮旧菜，也算是饮食的改善。腊月二十三，扫完房，就蒸饽饽，蒸完冻透了装缸。饽饽是小米面的，装上豆儿馅儿。还要用黄米面做十几个黏饽饽，做成老鼠形状。我们叫“鼠饽饽”，那是待“且”（客）的。条件差的就小米面掺玉术面，或者干脆都用玉术面，吃头儿就等而下之了。饽饽是整个正月的主食，吃到“龙抬头”以后，饽饽都长了绿毛儿。蒸完饽饽就熬刮旧。兰子总是背着手，把我叫到墙角，让我张开手，一颗两颗地给我大豆芽儿。那时的豆芽胀得像小肥猪儿，有点“盐劲儿”，正可口。她叫我时，我虽然穿着开裆裤，也是背着手，气宇轩昂地迈着方步，很派头很爷们儿地踱到她跟前的。她倒从不嫌我摆架子。想想，“小两口”也算“其乐也融融”。只是有一次，玩得有点忘性，兰子憋了泡尿。她穿着整裆裤，女孩子解小手也费些事。“偏偏儿对偏偏儿”，她的蓝布裤带还系了个死扣儿，这下子她可急了。越着急，越看不好，疙瘩反越紧。小欢儿严肃地跟我说：你媳妇，你给解吧。我想，英雄救美是男人骨子里的东西吧？我当仁不让就去给她解裤带。兰子憋坏了，一边撩起棉袄，一边扭动着身子。等我差不多解开了，我发现她裤脚一股细流汩汩流出。当然，我没有告诉小欢儿，也装着没看见。解开了，一抬头，兰子咬着嘴唇，脸通红。

上学以后，没住过姥儿家。后来她们搬出了那院。年年去姥儿家拜年，再没见到兰子。她快七十了吧？结婚早的话，怕也四世同堂了呢。

正月里另一件大事，就是找乐子。

解放前算是“办会”了。只是听说。那时村村都有花会：秧歌、高跷、旱船什么的。我们村的高跷比较出名。有个姓韩的扮丑婆子，耳朵上挂着红尖椒，挤眉弄眼，抡着大棒槌夸张地追打相会的情人。到了高潮，他会劈叉。踩着高跷劈叉是很危险的动作，他能劈下去，还能一点点地拔起来。博得乡亲们一片叫好。临街的，家家门口放上高桌，摆上茶点。他可以嘴里塞两块点心，腮帮子鼓得高高的，他就把棒槌掖在腰上，一边掴自己一嘴巴，点心就咽进去了。其实他是个好瓦匠。他晚年回家和我丈人交好，丈母娘去世时，他让我我写碑文，他用混凝土制作个碑，很是精致。跟他一起说话，他就挤眉弄眼、咧嘴皱鼻子的，不知是早年办会落下的毛病，还是天生就这样。

我的一位本家姑奶奶，因为看会，喜欢上了村里的一个小伙子。那个小伙子长的眉眼清秀，扮的是“旱船瓤子”，就是小媳妇儿。这位姑奶奶整天追着看他。后来央求爹妈找媒人，到底嫁给了那位小伙儿。他们的大儿子比我小点儿有限。她已经作古多年了。

五十年代，一过“破五儿”，就搭台唱戏。唱的都是“文明戏”，像《王贵与李香香》、《刘巧儿》、《小女婿》等，多是评剧。我还有幸客串了一把小女婿，只一句台词：妈，我尿尿！戏多是晚上演，有时下午也演。那时哥上中学，放寒假也去演，是台柱子，饰演老头儿。即使是村里的剧团，也对了那句儿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家门口唱大戏，接闺女，叫女婿，小外甥，也跟去……”很是热闹。到了六十年代，就是我们这代年轻人，叫演小节目，还有演样板戏的折子戏或者选段。比起解放前和五十年代，阵容、行头可寒酸多了。

如今我们村里没有了这些花儿会，更不要说唱大戏。人们扎堆儿打麻将、看电视，喝大酒儿，正月好像冷清了许多，偶尔的一两声“二踢脚”，更衬出了寥落。想起蒋捷的“少年听雨歌楼上，壮年听雨客舟中，而今听雨僧庐下”，有一点九斤老太的喟叹。

妈好说那句话：“好过的年，难过的春。”春长大日头，活儿累了，吃食儿少，怕费饭呢。

转自：文化丰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