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评论家陈超

“Ｘ小组”和“太阳纵队”：三位前驱诗人

文｜陈超

中国当代先锋诗歌走过了自己坎坷而坚忍不拔的道路。新时期以来，随着有关“朦胧诗”的激烈论争，诗歌写作中的现代主义倾向最终站稳了脚跟。文学批评界乃至整个文化界已基本取得共识，将先锋诗歌中个体主体性的觉醒和现代诗本体依据的确立，视为追寻“现代性”总体话语的主要构成部分。 　　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然而，“朦胧诗潮”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诗学理论界不竭的诠释热情，使人们将之视为一个全新的诗歌断代，一脉凸兀和垂直“崛起的山脊”，而忽视或遗忘了在造山运动的早期，地下岩浆喑哑而灼热的挣扎，微弱而不屈的震波的传递。长期以来，由于社会和著者在材料掌握上的原因，当代文学史就像一张借助于遗忘而勾勒成的“地貌图”或“地形图”，而不是更纵深的“地层和地质图”，它只去 　　作为思想史家的福柯所提出的“知识考古学”，正是针对人类思想史研究中的“遗忘”机制而发。他不仅探究了思想史中的深层的“知识型构”，而且还进一步探寻了被传统史学所忽略不计的一些边缘化的思想文化印迹，挖掘出思想史得以建立的可能性前提条件。因此，“考古学”在此只是作为一个有效的借喻来使用的，它在更纵深的一层层的历史废墟上进行，考察它的深层始因——它不再是对已成的宏大“思想史”的表层复述，而是对“前思想史”的洞开——前者是在后者结束之处才开始的。在整体的“思想史”发挥作用之前，“前思想史”提供的构成雏型和基本信码已经在起作用了。 　　近年来，中国先锋诗论界也敏识到这一点，开始回溯和发掘被忽略或遗忘的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源始。随着批评界的持续努力，一条逆时针的线索日益清晰地浮出历史地表。比如，在对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的“白洋淀诗群”的完整挖掘、命名之后，人们严肃而好奇的视线继续向前（向下）延伸，60年代中期的民间先锋诗社团“太阳纵队”，乃至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民间先锋思想、文学交流写作小团体“Ｘ小组”，也得到了足够重视。从60年代初的“Ｘ小组”，60年代中期的“太阳纵队”，到“白洋淀诗群”，“《今天》派”及朦胧诗，有一条连续文脉可循。然而，由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制和剪除，“太阳纵队”及“Ｘ小组”的诗歌作品已很难全面找到。人们只能是将之作为一种曾存在过的先锋思想艺术团体，来揣测其诗歌作品的大致样貌。杨健的长篇纪实报告《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年），特别是廖亦武主编的亲历者的多人回忆文集《沉沦的圣殿》（廖亦武编《沉沦的圣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年）和周国平的自传《岁月与性情》（周国平《岁月与性情》，长江文艺出版社，年），包括笔者的《打开诗的漂流瓶》（陈超《打开诗的漂流瓶》，河北教育出版社，年）从史实的角度为我们展示了“Ｘ小组”和“太阳纵队”作为先锋诗歌团体的发生、活动和横遭的厄运。将几种著述参照阅读，我们得以对他们的思想基础和艺术趣味能有一个较清晰的认识，著者和编者功在不没。但遗憾和焦灼却也在同时加深，他们当时的诗歌作品依然难以找到，就连当事人也因命途剧烈颠踬而手中不存，只有一些断简残篇。所以，这些著述依然无奈地成为没有一首完整的作品的对“事件的钩沉”。 　　然而，“天若有情天亦老”，被遮蔽的宽大的历史地层，在新世纪开始后终于进一步出现了一道裂缝，虽然它细小，却格外锋利而令人震悚——年，先是《新诗界》发表了由周国平提供的“Ｘ小组”诗人张鹤慈数首诗的亲笔件，及张鹤慈之兄张饴慈的回忆文字（《新诗界》第三卷，新世界出版社，年）；继而，年，《诗歌月刊》（下半月）1—2期，在“记忆”栏目中连续发表了如下的作品——由“Ｘ小组”重要诗人郭世英的妹妹郭平英从亡兄的日记中找到的十余首诗作；从他人当时的手抄本中辗转找到，并被作者确认的“太阳纵队”核心人物张朗朗的重要代表性作品四首；以及当时围绕在这些文学社团边缘的其他一些诗人的作品（《诗歌月刊》，由安徽省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办）。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既是沉埋于地下近半个世纪的“化石”，有着历史蒙尘的沧桑和凄楚，又是依然活着的先锋诗歌的精灵，有着持之以恒的坚固的思想质地，情感热度和成色较好的话语技艺魅力。 　　下面，笔者将以“史”、“论”和“细读”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三位前驱诗人的创作。 　　 　　一、郭世英：向生存向艺术掷出的“X” 　　(一) 　　 　　这一节，笔者重点细读分析当代最早的先锋诗歌社团“Ｘ小组”的代表性诗人郭世英的诗作。而考虑到“Ｘ小组”尚未为人们了解，笔者在个案研究之前，将同时结合上述几种相关史料，特别是其北大同学、好友周国平先生的回忆录和诗人张鹤慈之兄张饴慈的回忆文字，约略评介“Ｘ小组”的形成及命运，诗人生平，他们的文化资源、总体精神向度。 　　郭世英（．12．16——．4．22）生于重庆，是郭沫若、于立群夫妇之次子。中学就读于高干子弟学校北京中学。中学期间，他一直是品学兼优、名满校园的三好学生、模范共青团员。从高三年级开始，郭世英对哲学发生了浓郁的兴趣，触发了他最初的独立思考。在北京中学，与郭世英同年级不同班，有两个学生也称得上名满校园，不过是“思想反动”意义上的。一个叫张鹤慈（哲学家张东荪之孙、北大生物学教授张宗炳之子），一个叫孙经武（其父是解放军卫生部部长孙仪之，少将军衔的长征干部）。当时，这两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正因所谓“思想反动”、“追求资产阶级价值观”、“欣赏苏联修正主义”等等，而受到全校范围的批判，而郭世英扮演的则是批判会主将的角色。然而，临近毕业时，郭世英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说“一种理论是不是真理，必须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检验”（周国平《岁月与性情》，第69页）。他感觉到在张鹤慈和孙经武身上，有着更多的独立思考的自由精神，和人性魅力，遂与他们结为朋友。高中毕业后，张鹤慈考入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不久被学校开除。孙经武参军，不久即被部队退回。郭世英先是考入北京外交学院，因为“思想问题”不能在这所政治性很强的学校继续就读，休学一段时间后，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在北大就读期间，这个三人的思想艺术交流小团体往来更为密切。根据周国平、张饴慈、牟敦白等人的互补性回忆，我列出如下文学、哲学、社科人文读物，以此可以约略了解他们的阅读视野及思想资源—— 　　 　　文学读物有：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经典作家的大量作品（郭世英尤爱陀斯妥也夫斯基，用钢笔描画了陀氏肖像贴在自己的床边）；欧美批判现实主义经典作家的大量作品。以及海明威《永别了，武器》、《老人与海》，雷马克《西线无战事》、《凯旋门》，波德莱尔《恶之花》，戴望舒译《洛尔伽诗抄》，爱伦堡《人，岁月，生活》、《暴风雨》、《解冻》，安德莱耶夫《消失在暗淡的夜雾中》。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翻译出版，供批判使用的“内部读物”（所谓“黄皮书、灰皮书”），萨特《厌恶及其他》，加缪《局外人》，塞林格《麦田守望者》，贝克特《等待戈多》、《椅子》，克茹亚克《在路上》，奥斯本《愤怒的回顾》，索尔仁尼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叶甫图申科等著《“娘子谷”及其他》，以及一些现代主义诗作…… 　　哲学、社科人文读物有：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托洛斯基《被背叛了的革命》，德热拉斯《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斯大林评传》，古纳瓦达纳《赫鲁晓夫主义》，马迪厄《法国大革命史》，汤因比《历史研究》，加罗蒂《人的远景：存在主义，天主教思想，马克思主义》，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杜威《人的问题》，罗素《自由之路》，华尔《存在主义简史》，以及《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哲学研究》编辑部编）…… 　　 　　通过这一份远不够完备的书单，我们对他们的精神“完形”可有一个大致了解。他们生在“此地”，却呼吸着“彼地”的精神空气。这些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作家、思想家笔下对人的生存困境和生命体验的揭示，与他们对反右、“大跃进”后“中国问题”的痛苦思考至切相关。笔者综合了上述相关的回忆材料显示，他们曾争议过如下问题：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什么是“绝对权威”？有没有不可再发展的“顶峰”？我们说他们是修正主义，他们说我们是教条主义，谁对谁错？以及“高层特权”问题……这些危险的问题，悉属禁区。郭世英说，“如果你是一个有良知良心，讲真话的人，生来便是不幸的。没有自我，没有爱，没有个性，人与人之间不能沟通和交流，自相矛盾，互相折磨，这是痛苦的。……我不再欺骗自己，我应该独立思考，我开始记录自己的思想，我不是学哲学的吗？我应该独立思考”（牟敦白《X诗社与郭世英之死》，见《沉沦的圣殿》，第7页）。 　　年2月12日，以郭世英、张鹤慈、孙经武、叶蓉青（女，北京第二医学院学生）四人为成员的“Ｘ小组”诞生（边缘人物有牟敦白、金蝶等）。同时也出现了当代先锋文学史上第一份民间手抄刊物《Ｘ》。此刊共出过三期，以活页纸的形式在朋友间流传。《Ｘ》发表的是四人写作的诗歌、小说、剧本、哲学随笔、思想札记等。郭世英的《献给Ｘ》，可视为《Ｘ》的发刊词——“你在等待什么？Ｘ，Ｘ，还有Ｘ……得到Ｘ，我就充实；失去Ｘ，我就空虚……”。张鹤慈说，“Ｘ表示未知数、十字架、十字街头……它的涵义太多了，无穷无尽”（同１第25页）。很明显，“Ｘ”成员是一群有较宽大的阅读视野和较强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之精神和能力的文艺青年，他们对人的主体性，人的出路、自由、尊严和权利，对现代艺术所探寻的人的异化境况，和全新的文学修辞基础有较深的会心。在求真意志的冲涌下，他们对令他们极为困惑的生存现实，掷出了一系列大问号。正如周国平说，“他们当时都是20刚出头的青年，属于精神上十分敏感的类型，对西方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又有相当的接触，因而格外感觉到生活在文化专制下的压抑和痛苦，表现出了强烈的离经叛道倾向”。 　　年5月17日，“Ｘ小组”作为“反革命”案件被公安部侦破，郭世英、张鹤慈、孙经武被拘捕，主要罪名是“1、组织反革命集团；2、出版非法手抄本刊物。”张鹤慈、孙经武先是被判劳动教养两年，但因“文化大革命”开始，二人被整整关押了15年，直至年“Ｘ小组案”平反后才出狱。因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对郭世英的处理较为“宽大”，他先是到河南华西黄泛区一个农场劳改一年（据张饴慈回忆文字，刊于《新诗界》第三卷，第－页），出农场后，他表示“彻底脱离意识形态纷争，做一个地道的农民”，进入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就读。文革开始后，郭世英因“Ｘ小组”事件，被农大造反派屡次批斗、非法拘押。年4月22日凌晨6时，在被拘押残酷虐待多日后，在双臂被绳索反绑深深勒进皮肉的情况下，郭世英于农大某楼四层“窗口坠落死亡”，尸首遍体鳞伤，皮开肉绽，终年26岁（郭世英之惨死，至今仍为疑案。究竟系跳楼自杀还是他杀？说法不一。据当时拘审他的学生说乃是“自杀”，但张郎郎和周国平先生的叙述和分析还是有更强的说服力，“跳楼，这是一个近乎不可能的高难度动作，因为当时纱窗关着，插销位置相当高，要用捆绑在背后多日的麻痹了的手够着插销决非易事，更不用说在短时间里把它拔开了”）。 　　年6月，北京农业大学专案组为郭世英平反昭雪，说明郭世英是受迫害含冤而死，所谓“现行反革命”等污蔑不实之词一律改正。 　　 　　(二) 　　 　　“人的尊严、权利、民主”，特别是“人的个性自由”，一直是郭世英 　　今天，我们所见的郭世英的十余首诗作，其核心母题就是具有独立精神的个人，与当时压抑的社会历史语境的对抗，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灵的分裂、痛楚、绝望和荒诞体验。《一星期三天一天，两天，三天》（作于年3月20日11：40），以隐喻、暗示和对一周日常生活“本事”细节的融合，表达了如上所述的噬心的情感经验： 　　 　　一星期过完 　　７天？７天！ 　　３天？３天！ 　　７天等于３天 　　栅栏 　　木头 　　　一根根 　　绿的漆 　　长队 　　人 　　　一个个 　　蓝的布 　　背着书包 　　莫名其妙 　　　挎着书包心发慌 　　挟着书 　　　一丝干笑 　　颓伤地 　　　空着手 　　沙漠的 　　眼睛 　　还有他们 　　　叽叽喳喳…… 　　两道光 　　　又是两道光 　　一趟 　　　又是一趟 　　他吃了顿好饭 　　他看了个电影 　　他听了音乐 　　他买了东西 　　…… 　　忘了，忘了 　　　只有隐隐的心跳 　　丝丝的干笑 　　摇摇晃晃 　　　熙熙攘攘 　　 　　两道光 　　　又是两道光 　　一趟 　　　又是一趟 　　条件反射 　　　实验室 　　铃声 　　　盘 　　铃声 　　　口水 　　铃声 　　口水 　　铃声 　　口水 　　铃声 　　　…… 　　条件反射 　　　实验室 　　不准确？ 　　改造！ 　　一架机器 　　　怕坏一个螺丝钉 　　不准确 　　　不能！ 　　那种声音？ 　　　——那种声音 　　那种丝条？ 　　　那种丝条 　　到这儿去 　　　到那儿来 　　到这儿去 　　　到那儿来 　　向左 　　　向右 　　白花花的 　　　空间 　　红彤彤的 　　　空间 　　黑黝黝的 　　　空间 　　黄蜡蜡的 　　　空间 　　机器热了 　　　第三天 　　灰的脸 　　　灰的脸 　　 　　轻快的笑 　　　心间 　　林荫道 　　树 　　　一棵棵 　　风中摇摆 　　长队 　　人 　　　一个个 　　嘴边微笑 　　两道光 　　　又是两道光 　　一趟 　　　又是一趟 　　他要吃顿好饭 　　他要看个电影 　　他要听音乐 　　他要买东西 　　…… 　　灰的脸 　　　红的笑 　　灰的脸 　　　红的笑…… 　　 　　一天，两天，三天 　　一星期过完 　　一星期一星期永远 　　７天？７天！ 　　３天？３天！ 　　７天等于3天 　　 　　此诗的标题具有尖锐的“佯谬”色彩，一星期到底多少天？诗人对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感到困惑不已。这里，物理意义上的时间段，和个人心理体验的时间段，呈现出巨大的错位。有如心灵被强大的压力重击后，发出的既惊惧又木讷，既语无伦次又格外敏感的呐语声。一开头，诗人就以时间长度的荒诞的不确定，将人的精神的扭曲和恍惚表现出来了，“一星期过完／７天？７天！／３天？３天！／７天等于３天”。7天，无疑是物理时间，而3天，则是对人被限制精神自由时所感到的生命价值的被减缩，被统一类聚化的表述。因为在这里，人已缺乏精神活性，“人／一个个／蓝的布”，又像是“栅栏木头／一根根”。蓝布，不只是那个时代人们的统一的着装，它更作为一个准确的“转喻”，暗示了人的思想个性的泯失。 　　独断论和思想“改造机制”，要求人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人被作为有待“脱胎换骨”，进行现代迷信和道德献祭仪式的试验品对待，“条件反射／实验品／不准确？／改造！／一架机器／怕坏一个螺丝钉／不准确？／不能！”犹如置身于一张现代的“普洛克路斯特斯铁床”，诗人感到了巨大的错乱和迷惘。“白花花的／空间／红彤彤的／空间／黑黝黝的／空间／黄蜡蜡的／空间／机器热了／第三天／灰的脸／灰的脸……”，而由此走出的人群是“挟着书／一丝干笑／颓伤地／空着手／沙漠的眼睛……”。诗人深刻地反讽、批判了这种受控境况，当“实验”催促的铃声阵阵响起时，他内心决绝的应对是“铃声／口水／铃声／口水／铃声／口水／铃声……”最后，他吁求那些机械空虚的一队队“栅栏木”般的人，能变为“林荫道／树／一棵棵／风中摇摆／长队／人／一个个／嘴边的微笑／两道光……他要吃顿好饭／他要看个电影／他要听音乐／他要买东西……”要过上宁静、自由，有个人空间的日常生活，在“灰的脸”之后，看到“红的笑”。此诗结尾处５行，与开头４行基本相同，形成结构上的回旋效果。但值得注意的是被增加的1行（“一星期一星期永远”）更透出诗人内心的绝望、无告之感——“一星期过完／一星期一星期永远／７天？７天！／３天？３天！／７天等于３天”——永远有多远？诗人掷出的“Ｘ”不仅具有真切的生存骨肉沉痛感和对异化现实的批判，而且也具有深刻的现代人本主义哲思贯注其间。 　　 　　细读郭世英留下的这些诗作，我们会发现一个特征——“自我意识的对象化”。即诗人不仅仅是在表现自我，他同时还将自我“准客体化”，以构成被我的意识所观照的对象。在此，我成为与“我的意识”对话，盘诘的另一方。这种模式的形成，可能与知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对诗人的启迪有关。在《金杯》（作于年3月6日8：45）中，诗人写道——“你醉啦？／醉得这样的安静／不，我没有醉——我只是醒着醉／醉着醒”，“我苦笑地望着／手中的金杯／苦笑变成了一幅／石塑的傻像／我坐着／泪杯中的我／呆望着我眼睛中的泪杯”。在《浮影》中，“我”与“我的几个影子”展开对话，“来了。来了／它靠近了我／张大眼睛／——朦胧的雾气……眼睛合上／漆黑　漆黑／神秘？空无！心在跳／紧张／害怕／张开眼睛／它在笑／它也在笑／我也苦笑地／看着它和它”。再如在《侣伴》中，“我／立着／脚下死的灰色／影子／瘦长／死的黑色／瘦长的／一根木头／有过的／没有了／我／立着／影子伴着我／瘦长的一根木头……”。这里的“浮影”“影子”，既是现实中的个我，也是“自我意识”变动不居的超越性和矛盾性，有着觉醒者的高傲和觉醒者的忧惧、迟疑、分裂。而在《望着他》（年4月2日）中，人称更为复杂和“混乱”——“望着他，默默地望着他／默默的　默默的／手里挚着烟　他的眸子也望着我／看着乌鸦，残尸的眼睛／/我懂，你正在想她……／失去了的我懂了　失去了　失去的／／时间像一盘磨心的磨／时间，不住的磨／/我举起杯子饮了最后一口，他去了／我惟一的酒伴去了，杯落在地上成了碎片／碎片，我踏着刺脚的碎片一步　一步走去／手中的烟伴着我　烟匆匆地散着／散着匆匆的……”人称的多元化，使文本有着自我分析、自我观照的多重视点，透射出了诗人灵魂深处更为纠葛的消息。 　　现代主义诗歌与浪漫主义诗歌主要的不同点之一在于，后者是单维地表达自我“情感”和情绪，而前者则将自我对象化，主要表达生存和生命“经验”（当然包括情感），带有较浓重的自我对话的反思、分析乃至“命名”色彩。这些诗与前面提到的《一星期三天一天，两天，三天》一样，诗人将自我置身于一种“生存境况”中，经由对特定“境况”的书写，使文本获具了一定的超出个人性、具有生存概括力和揭示力的智性品质。孤独、内省、矛盾、分裂，乃至荒诞体验……如此等等现代主义诗歌的核心调性，在郭世英的诗歌中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考虑到它们出现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文化封锁和精神压制的时代，我们更会掂量出这种个体主体性觉醒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在诗歌话语及结构形式上，郭世英也完全不同于当时的主流诗歌。他的诗作在整体的修辞基础上，大致体现为象征主义（波德莱尔、魏尔伦）—意象主义（庞德）—未来主义（早期马雅可夫斯基作品）的扭结。象征主义为人的情感经验寻找“客观对应物”的隐喻暗示手法，意象主义所执迷的“呈现情感和智性在瞬间的凝结体”，未来主义“动力学”式的短促诗行的立体视觉冲击，疾跳的个人心理和情绪节奏……如此等等，都在郭世英的诗中有明显体现—— 　　 　　有过的……没有了 　　永远……永远 　　大的小的 　　斑斑点点 　　灰黄的墙 　　坐着坐着 　　屋顶上挂着的蛛网 　　坐着 　　蛛网呆着 　　风中轻荡 　　坐着…… 　　坐着…… 　　眼睛 　　两片秋天的落叶 　　眼里烛火在风中摇曳 　　摇曳的烛火 　　我的心吗？ 　　…… 　　 　　——《送给香山之行》 　　 　　在郭世英的诗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对意象的交融，意象的叠加，和迅速的切割转换技巧的较为熟练的运用。诗人往往是将单纯意象转换成双重视野的隐喻，这些隐喻继续呈现和变奏，终于发展成整体象征。笔者将郭世英这十余首诗歌的关键语词做一个“词汇表”，我们会发现，它们几乎等同于法国象征派所偏好的诗歌情境和原型语象—— 　　如“颓伤”“捉弄”“心痛”“迷”“醉”“血”“神秘”“空无”“病”“寒冷”“寂寞”“后”“枯叶”“影子”“酒”“泪”“朦胧的眼睛”“雾”“月光”“蛇”“黑发”“灰色”“蛛网”“烟”“乌鸦”…… 　　但从诗歌内在意蕴看，郭世英的诗又有着鲜明的本土生存体验现实感。在声音模式上，诗人以心灵痉挛般的短句（有些甚至是独词句），造成句群的细碎摩擦效果。这么做，不仅仅是考虑到诗歌表面上的“耳感”（音乐性），而是寻求对诗歌声音和意义的一种复合性表达。在这样音义协调的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体味到，声音竟然也成为意义的重要成分，而意义也是声音的重要成分——它们共同对应于诗人的心智和情绪。在此，理解一首诗，首先是要“听见它”，诗人不仅要求我们跟上他的心情，还呼吁我们跟上他的呼吸——个体生命的节奏。 　　 　　这位诗人离开这个世界已有39年了。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6岁。在中国当代先锋诗人肖像簿的首页，年轻的郭世英向我们走来，“眼前这个人……其特征是对于思想的认真和诚实，既不愿盲从，也不愿自欺欺人……。他的外表非常帅，身高一米七八的个儿，体格匀称结实，一张轮廓分明极具个性的脸，很像一张照片中的青年马雅可夫斯基，经常穿一件中式对襟布褂，风度既朴素又与众不同。除了思想上的真诚外，他又是一个极善良的人，对朋友一片赤忱，热情奔放，并且富有幽默感……”（周国平《岁月与性情》，第69、71页）。在四十三年前的一个夜晚（年3月22日夜），诗人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来了，来了 　　海 　　给你两滴水 　　小小的 　　两滴 　　去了，去了 　　海 　　烟雾一样 　　留下了我的礼物 　　 　　——《我要海》 　　 　　尽管经历了漫长的被遮蔽的岁月，诗人苦苦坚持向人们馈赠“礼物”的心意终于没有落空。“两滴海水”，已由岁月孕育成为诗歌的水晶，它面向后来者，闪射出犀利而温润的人性和艺术光泽。而在阳光的折射下，这些诗歌的水晶，又交叉地发出“X”型的光线，垂悬于上方，提醒和追问着今天的诗人们…… 　　 　　二、张鹤慈：“挣断了蛛网般的血管……” 　　(一) 　　 　　上一节，笔者在介绍诗人郭世英的生平时，已约略评介了“Ｘ小组”的产生及悲惨命运，他们的精神资源和审美取向。由一股青春反叛的激流，汇聚为一个小小的先锋思想艺术社团，它必然有着最初的萌发籽粒。根据相关材料，我们可以说张鹤慈和孙经武就是这最初的籽粒。而一直作为中学时代的“优秀学生表率”的郭世英，是在高三即将毕业时，才在“批判会”上结识了他们，不久，“他开始反省自己，进而否定了自己的过去，从此与这两人有了密切来往”（周国平《岁月与性情》，第70页）。张鹤慈之兄张饴慈在一篇完整介绍张鹤慈其人其事的文字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张饴慈《诗海钩沉：致邵燕祥的信》，《新诗界》第三卷，第页，新世界出版社，年）。 　　张鹤慈（．8—）其人其事深富意味，像是一个集体主义时代寻求精神独立而遭到戕害的“寓言”。张鹤慈出身于学者世家，祖父是著名哲学家张东荪，父亲是北大生物系教授张宗炳，二叔和姑姑都是中科院院士，家学渊源，藏书丰富，这给他提供了良好的精神成长和文化积累的条件。据张饴慈介绍，他小学就读于北京大学附属小学，有一天，作家冰心去该校参观时，无意中读到了他的作文，颇为赞赏，对他是很大的激励。张鹤慈从小就具有叛逆气质，脾气峻急，性情孤傲，但一直是学校的学习尖子。在清华附中读初三时，因一次“早恋”而受到学校的严厉批评，这大概是他与“集体”产生隔阂的开始。年他考入“红色贵族学校”北京中学高中部，由于同学大多来自原来的初中，使他一开始就受人侧目，造成他更不合群，自视清高而愤世嫉俗。中学的住校集体生活、校规校训，加上“吃不饱饭的60年”，都使他受不了，经常私自跑回家，享受食品和精神的自由。于是为了他的屡次旷课、迟到、早退，特别是迷恋于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文学及电影，又在学校受到通报批评和“批判会”的帮教。与他同时挨批的还有将军孙仪之之子孙经武，两人因在“思想上谈得来”和各自的孤独，遂结为好友。 　　高中临近毕业时，郭世英加入了这个“一半是对现实的反叛，一半是对西方艺术家言行方式的模仿”的小圈子。高中毕业后，张鹤慈考入北京师院数学系（他的“反动家庭”出身，使他不可能被更好的高校录取），他心意难平，但也无可奈何。入学不久，却因“思想问题”和完全专注于课外人文社科及文学著作的阅读，“故意延误所学专业”，而被学校开除。此时，孙经武也因“思想问题”被部队退回。在这期间，被正常的社会轨道抛出而“闲居”的两人，和就读于北大哲学系的郭世英几乎天天见面，交流“危险的思想”，人生问题，讨论阅读过的“黄皮书”“灰皮书”（书单参阅第一节），并切磋先锋文学写作的内容和技艺。 　　年2月12日，他们几人在张鹤慈家后面的小树林里，“聊天似的”商定了成立Ｘ，并同时创办手抄本刊物《Ｘ》。《Ｘ》共出过三期，以活页纸装订的形式，在朋友间流传。年5月17日，“Ｘ小组”事发，张鹤慈、孙经武被判劳教二年，郭世英被判劳教一年。张鹤慈先是到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的袜子厂劳改，后因“表现不好”，而被转押至延庆砖瓦厂和刑事犯一起“强劳”，并加判一年。刑满时，正值“文革”开始，他只得继续劳改，先后被转押于茶店、邢台等地。年“落实政策，给予平反”，共劳改了15年。出狱后，张鹤慈曾在北京某公司工作。新时期后，诗人感慨地说，“我比那些人更拥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张饴慈《致邵燕祥的信》，《新诗界》第三卷），“Ｘ只是四个年轻人办的一个文艺手抄刊物，根本谈不上什么组织，是受爱伦堡《人，岁月，生活》描写的一群反叛的青年艺术家聚会在巴黎洛东达酒馆的影响。一个年轻艺术爱好者的聚会，一个温和的X，变成了一个极端的‘地下政治组织’。我们办Ｘ并不认为是犯法，甚至没有考虑过保密措施，所以才有那么多外人知道Ｘ的事”（张鹤慈《曹天予到底走了多远》，华人经典文化社区 　　 　　(二) 　　 　　周国平先生说：“他（张鹤慈）留着长发，脸蛋小而精巧，脸色苍白，脸部的肌肉总在痉挛着，眼中闪出异样的光，像陀斯妥也夫斯基笔下的神经质人物。张鹤慈主要写诗，艺术上精雕细刻，写得精致、唯美而朦胧。我相信，他不愧是北岛、顾城这一代诗人的先驱，中国当代朦胧诗的历史应该从他算起。……他们的写作——主要是郭的作品和张的诗——对于我是一种巨大的启示，令我耳目一新。他们使我看到，写作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完全不必遵循时行的政治模式，而可以是一种真正的艺术创造和思想探索，一种个人的精神活动”（周国平《岁月与性情》，第86—89页）。 　　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已无法看到张鹤慈更多完整的诗作。但就周国平先生保存的张鹤慈亲笔手抄的四首诗来看，的确称得上是具有思想穿透力和精美的形式感。它们分别是秘密写于劳改农场的《我在慢慢地成长》（.7.9—10），《生日》（.8.25），《夜的素描》（.10.25—26），以及平反出狱后为纪念“Ｘ小组”和友人郭世英而作的《Ｘ，Ｋ》（.3.18）。 　　让我们来细读《我在慢慢地成长》： 　　 　　坐标上的纸宇宙 　　条条线线和…… 　　我 　　 　　凸多边形的玻璃残片 　　滴泪的浮雕 　　影的遗忘 　　 　　霜和铝屑的镜的尸体 　　珠水的镶嵌 　　影的送葬 　　 　　不要，那笑的迷惘 　　不要，那笑的肃冷 　　不要，那永远望着我的眼睛 　　 　　疯狂转旋的地球仪 　　凝冻的星空 　　冰月 　　 　　摇篮外的一只小手 　　向妈妈要着花的颜色 　　玫瑰的血，枝的刺 　　 　　散乱的纸牌和 　　照片的碎片在 　　路上堆积 　　 　　不知边际的路 　　脚印 　　踏过纸的楼阁、城堡、坟墓 　　 　　挣断了蛛网般的血管 　　从我的心里 　　我！站了起来 　　 　　宇宙 　　伸展着的视线的 　　点的凝聚 　　 　　无尽的无尽，点点上 　　镜中的我？ 　　我 　　 　　标题“我在慢慢地成长”，这里的“我”，无疑首先是一个“个我”，但这又不是一个狭隘的个体生命。在诗歌整体语境的托举下，“我”成为自我获启的现代人本主义精神在成长的象征。“慢慢地”，则富于质感地暗示出了这一精神成长过程中的艰砺摩擦，灵与肉的旷日持久的痛苦，和思想收获的扎实感。 　　“坐标上的纸宇宙／条条线线和……我”，宇宙被置放于“纸”坐标，是诗人辽阔精神视域和受困现实处境的复义式表达。在这个“宇宙”上，伸展着的只是被抹平差异、删除个性、连成一气、可以类聚的“条条线线”，但“我”却是另一个无法被消灭的“点”。我是大一统的思想戒律的除法所除不尽的，“无尽的无尽”的那个余数。就因为这种人格独立的求真意志，使“我”付出了自由的代价，成为“凸多边形的玻璃残片／滴泪的浮雕”。玻璃残片这个意象，具体、尖新、精确而强烈，既隐喻着被摧折而坼裂的青春，又隐喻着这青春的明澈和犀利。那是泪滴慢慢变硬后凝固而成的浮雕，质地坚实而纯粹。它是水，但拒绝妥协和流动，它是只剩下骨骼的泼不掉的“水”，“不要，那笑的迷惘／不要，那笑的肃冷”，它在零度以下冷峻地自我确立，自我持存。 　　诗人清醒地觉悟到时代的偏执、寒冽和癫狂，“疯狂旋转的地球仪／凝冻的星空／冰月”。紧接着，又在这广袤而剧烈颠荡的语境中，楔入了一个极为明晰、静谧而细小的情境——“摇篮外的一只小手／向妈妈要着花的颜色”。在此，庞大与弱小，喧嚣与宁静，混浊与天真……构成刺目的反差。这些喜欢玫瑰花的孩子（当时不过是二十岁刚出头的热爱文学艺术的青年），没想到得到的却只是“玫瑰的血，枝的刺”。以及“散乱的纸牌”——被飞来横祸蹂躏乱了的命运，“照片的碎片”——永远令人伤心的往事和提早被埋葬了的青春。 　　“坐标上的纸宇宙”，让诗人的“脚印踏过了纸的楼阁、城堡、坟墓”。那么，在灵与肉都领受了巨大伤害后，“我”会加入那些放弃个体主体性的“条条线线”的方阵么？不会。“我”依然是那个无法被消除的“点”，“我慢慢地成长”，我所走过的道路只能是“伸展着的视线的／点的凝聚”。为了对生存的真切认识，为了人的尊严和自由，诗人“挣断了蛛网般的血管／从我的心里／我！站了起来∥无尽的无尽，点点上／镜中的我？／我”。独词句“我”，作为最后一行意味深长。它是对上一句“镜中的我？”——其变奏意象为“霜和铝屑的镜的尸体”——的反诘，是对个体主体性的肯定。 　　作为一个诗人和批评家，对诗歌的评价，我始终坚持着生存道义和艺术自律的双重标准。诗就是诗，一个真正优秀的诗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对精纯的艺术本身的信义承诺。经由以上细读，我们看到，张鹤慈的诗歌，从未为了激烈的生存道义的表达，而降低自己的艺术品位。这首诗，有严谨的象征结构，又有足够的语境张力，有复杂的意象细节变奏，和化若无痕的精审承接。如果说后来的“朦胧诗人”对先锋诗歌的重要贡献，就是“个体主体性的觉醒和艺术本体意识的自觉”的话，那么，它早在其先驱诗人张鹤慈的诗歌中得到了强有力的表达。 　　 　　写于年8月25日诗人22岁生日的《生日》，和年10月的《夜的素描》，同样是出色的意象—象征派作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雕塑般的坚实简洁，印象派油画式的构图，和光、色的新奇组合，以及印象派音乐旋律的迷蒙惝恍。诗人自少年时代起就一直痴迷于现代艺术，对它们所表现的情调和细部技艺环节有较深的体会，这些有益养分也自如地浸渍到他的诗歌写作中。如印象主义式的《夜的素描》，对夜晚都市色彩的准确灵动的捕捉，“酒的嫩红与手的玉”，“几条抛物线的倦的霓虹／灰黄的光的羞怯／虚线的艳蓝”，“浅草色的窗帘／丰盈的文竹的枝”，“墨绿的墙／树干的栅栏／灰白的路的菱格的影”，“黯黑的底上／黑的楼的轮廓／长方的块光”，“路灯后晃晃的夜”，“灯光的漫步的／温柔”，“含着泪的细细的睫毛”……真是做到了波德莱尔所说的“让光线、色泽、气味、音响同时开放”。这是真正具有都市意味的现代诗，写出了真正的都市感觉，在此前的现代诗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令人难过的是，写出如此神奇美好的诗歌的，竟是一个正身陷囹圄的青年人。再看《生日》： 　　 　　……前天，昨天，今天，明天…… 　　……明天，今天，昨天，前天…… 　　 　　日历的雪，歪扭的数字 　　雪的雕塑和一束雪花 　　 　　……昨天、昨天、昨天、昨天…… 　　……明天、明天、明天、明天…… 　　 　　顿点的一滴泪 　　删节号……的呜咽 　　 　　杯里，四五块闪闪的月 　　同读着，无字的书 　　 　　……昨天，昨天，昨天，前天…… 　　……明天，明天，明天，后天…… 　　 　　死叶的血地和小花的白 　　发的曲线和一颗泪 　　 　　路的滞呆 　　电线杆和小树的徘徊 　　 　　……明天，今天，昨天，前天…… 　　……前天，昨天，今天 　　 　　诗句的开头突兀地使用了删节号，此处无声胜有声，诗人高傲的缄默和满腔凄楚都同时表达出来了。在狱中度过自己的22岁生日，什么都没有，只有惨烈的回忆，和愀然的前瞻。而且，在炎夏八月，诗人心中却垒满着冰雪。内冷和外热交锋，数倍其寒。“……前天，昨天，今天，明天……／……明天，今天，昨天，前天……∥日历的雪，歪扭的数字／雪的雕塑和一束雪花∥……昨天、昨天、昨天、昨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顿点的一滴泪／删节号……的呜咽”。诗句中时间序列在正／反向地彼此流荡撞击，从声音和隐喻上都暗示了被压抑着的起伏心潮。诗人写的极为节制简劲，主要用了有关雪的语象。“雪的雕塑”，写出他冷峻而成熟的独立精神；而“一束雪花”，则有纯洁纤柔的艺术之美。如果说生存之冬天给了我寒冷，那么就让我在寒冷中保持一颗冰雪一样纯净的诗心（正如同样苦难命运的苏联诗人曼捷斯塔姆的诗句：“我冻得直哆嗦／我想缄口无言／但黄金在天空舞蹈／命令我歌唱”）。诗人不但要让每个字都发挥出最大的能量，甚至每个标点符号都在极为特殊的使用下，获得了超负荷的承载力。 　　接下来的部分，出现了时序多方向的、拉奥孔式的扭结和撞击，从“……昨天，昨天，昨天，前天……∥……明天，明天，明天，后天……∥……明天，今天，昨天，前天……”，直至发展到最后格外令人震悚的一行——“前天、昨天、今天”，诗歌至此戛然而止，没有了“明天”，甚至删节号都没有了！而在这痛苦的“时间”漩涡中，穿插隐现着诗人点染的怵目语象：“杯里四五块闪闪的月”，“无字的书”，“死叶的血地”，“小花的白”，“发的曲线和一颗泪”，“路的滞呆”和“电线杆和小树的徘徊”。这些语象是孤独，无告，苦难的，但又有着先觉者的孤高。结合历史语境和诗人生涯来看，它们的暗示含义会激发出我们更多的联想。而如果说此诗中的“时间”，是诗人用右手弹出的旋律的漩流，那么这一个个暗示性语象，则像是诗人左手用力敲击键盘发出的大力度音型。诗人即使在极为痛苦的环境里，也没有放弃对诗歌艺术本身的信义承诺，的确应该令今天的写作者深思。 　　 　　《Ｘ，Ｋ》，作于年3月18日，是诗人纪念“Ｘ小组”（及《Ｘ》刊物）和亡友郭世英的力作—— 　　 　　十字路口 　　——自弃者的墓地 　　 　　徘徊 　　永远忏悔 　　和永远不忏悔 　　的一个 　　瘦瘦的幽灵 　　 　　漆黑的虚无 　　马蹄声中 　　的漠漠的夜空 　　 　　窗外 　　重心移出的 　　刹那 　　也许 　　影片可以倒映？ 　　 　　无数的巧合 　　和无数的不朽 　　 　　偶然加上必然 　　等于—— 　　死 　　 　　徒劳的伸出的手 　　的 　　捕捉和要 　　推开的校舍 　　家 　　避开的人群 　　 　　不容于世的 　　徘徊的幽灵 　　也不容于公墓 　　 　　十字路口 　　自杀者的 　　孤零零的墓 　　 　　永远游荡的 　　幽灵 　　瘦瘦的 　　在黑与白的 　　两个王国间 　　的徘徊 　　 　　游荡的鬼魂 　　的十字路口 　　无家可归的选择 　　 　　写此诗时，诗人已平反出狱。经过15年的冤狱生涯，回首往事，“影片倒映”，诗人的心没有变。“Ｘ”，依然是“探索未知”，依然是“十字路口”，依然是“十字架”。十字路口加十字架，等于“自弃者的墓地”，那个“徘徊于永远忏悔和永远不忏悔”的精灵，穿越了岁月，以自由的离心力，保持了他们“移出”的“重心”。听，在漆黑的路上，心跳和马蹄声同时驰来，至今还敲打着历史的夜空。 　　诗人高傲地说，“不容于世的／徘徊的幽灵／也不容于公墓”，他们曾是为坚持自己的良知而写作，而尽一个醒悟了的诗人的本分，而不是为了日后“公墓”上追悼的鲜花和泪水。他们没有罪——诗人的洞透力极为犀利，他用一个自己极为熟悉的世界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著名原型“Ｋ”，为这一情境做了总结或命名。 　　“Ｋ”，是卡夫卡许多重要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名字或代号。如在小说《诉讼》中，Ｋ一天早晨醒来，忽然无缘无故地被逮捕了。一旦启动诉讼程序，Ｋ就必然会被认定有罪，不得赦免。因为在这个法庭中，根本不存在有罪无罪的区别，区别只在于：已经找上你和暂时没有找到你。Ｋ回想不出自己犯过什么过失，有谁可能控告他。他力陈自己“无罪”，而这一言行反倒成了他“有罪”的事实。这是一个荒诞而令人悚惧的寓言。而在卡夫卡的《城堡》中，主人公Ｋ陷身于一个完全陌生、混乱、冷漠的制度迷宫里，这个迷宫般的“城堡”，既没有入口也没有出路，既迫在眼前又似乎远在天边，Ｋ在此经历了梦魇般可怕的痛苦和荒诞。在《美国》中，诚实天真的Ｋ，同样被驱谴到一个遥远的庞大的荒诞迷途之中，他感到一切都不可理解，没人对他的一切负责，又不许他掌握自己的命运，Ｋ的无助和无告，令人怵然心惊……所谓“偶然加上必然／等于／死”。诗人张鹤慈，深深会心于卡夫卡式的“悲喜荒诞剧”——“办公桌都是普洛克路斯特斯之床。可我们不是古典英雄，因此，尽管受苦，我们只是悲喜剧人物”（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5卷，第—页，河北教育出版社，年）。诗人没有只宣泄个人的苦难，他还以深刻的反思，发现了形形色色权力制度的共性。而这个理念，也是诗中“不容于世的／徘徊的幽灵／也不容于公墓”的又一层寓意。 　　诗人将“Ｘ”和“Ｋ”并置，使不同历史语境中的两个别具深意的符号，叠印并撞击出了更为复杂、深广的涵义。这样，“无数的巧合／和无数的不朽”，“十字路口／无家可归的选择”，就具有了对人的求真意志将永远“在路上”的昭示。 　　今天，捧读张鹤慈、郭世英的诗，会使我们产生深深的敬意，及心理的痛楚和眩晕。他们极为超前的对生存困境和生命体验的尖锐开掘和追问，他们对诗艺的大胆探索和一腔虔诚，都是中国当代先锋诗歌最初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 　　这其实也最先勾勒出了中国先锋诗歌的基本精神表情：人的觉醒，现代形式的探询，独立的艺术人格，“地下写作”及交流的方式。这个精神遗产虽处境危艰，但它未曾间断地得到了忠诚的“地下”承继。即使我们不用过多地考虑到各先锋社团、圈子之间的诗人们前后交叉的事实（如“太阳纵队”的张郎郎，中学时已是郭世英的小诗友；“Ｘ小组”的牟敦白，被释放后很快又加入了“太阳纵队”；“太阳纵队”中的郭路生（食指），又接触和影响了“白洋淀诗群”某些诗人；而“白洋淀诗群”的主要诗人们，又成为“《今天》派—朦胧诗”的组织基础……这是一条诗人历时交叉的脉络），仅从当代先锋诗歌发展史连续着的基本精神表情，核心母题和修辞基础上看，也可以看出有一条明显而深刻地连续着的文脉。而“Ｘ”，对当代先锋诗歌发展史而言，是“源头”，是“诗艺与诗思”的双重奠基。（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陈超

年10月31日凌晨，诗人、评论家、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超以自己的方式离开人世。

更多资讯将陆续发布,敬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