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次旅行。年11月安迪·沃霍尔和摄影师克里斯多佛·马可斯意外来到北京。他们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像所有普通游客一样合影留念。那是一张很有中国特色的照片，本是黑白片，经过了手工上色，安迪·沃霍尔的嘴唇甚至被涂上了红色。在没有彩色胶卷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人喜欢给照片手工上色。当时，沃霍尔和马可斯也把这张照片送到一家照相馆上色，付完钱后，沃霍尔说：“好家伙，我们永远都不会再看到照片的。”没想到，大概三个月后照片就寄到了他们手上。30多年后，克里斯多佛·马可斯再次来到中国，展示了那组北京之行的珍贵照片以及30分钟的纪录片。作为安迪·沃霍尔的私人摄影师，马可斯随时随地记录了沃霍尔的北京片段，揭开了那段短暂的鲜为人知中国之旅。

　　由于受到一位香港年轻收藏家的邀请。沃霍尔被邀请到香港创作戴安娜王妃的肖像。完成肖像后，还有两天空闲时间，于是，香港年轻富豪把他们带到了北京。两天，48小时。“那是最令人惊奇、眼界大开、不寻常的、特别的旅行。”马可斯向我们回忆说，为了不太扎眼，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特意剪短了一头长发。他们下榻在北京饭店。清晨，安迪·沃霍尔被窗外练太极的人们吸引，手脚也跟着比划起来。“他喜欢太极拳的动作。”马可斯说，“他的手很有表现力。”在一组沃霍尔头戴红星军帽、身穿中山装的照片中，他提醒观众注意沃霍尔的手。事实上，在那组作品中，沃霍尔的表情差别甚微，但手上的动作却各式各样。

　　除了一张不多见的西方面孔外，沃霍尔像一名普通游客一样，穿行在北京街头。他穿牛仔裤、夹克衫，背双肩包，手上拿着相机。马可斯认为那是一个从纽约逃离出来的机会，尤其对于沃霍尔，几乎跟他在家时判若两人。在中国没有人认识他们。沃霍尔顺利通过了海关，没有人注意到他。“就像在旅馆或大百货公司里一样，我们就是普通人，没有人认出他。也没有人提出任何问题或者请求签名。”这位在西方如超级明星的艺术家，在年的中国却几乎无人知晓。马可斯认为，在北京沃霍尔可以轻松地脱下“安迪·沃霍尔”这件外衣，而他也非常乐意这么做。

　　沃霍尔像很多普通游客一样，在各个景点拍照留念。在故宫的一个狮子石雕旁，他模仿狮子，使劲咧着嘴笑。这样的沃霍尔在平时并不多见。这张照片已被美国一名演员收藏。在某个鸟市，沃霍尔显得非常兴奋，甚至还和同伴即兴唱起了一首小鸟的歌。而他手上的录音机，则录下了那里各种各样的声音。当时的故宫，广场上的地砖残缺不全，沃霍尔踏步行走其上。“它比我所能想象的还要气势磅礴。”沃霍尔说，“我以前不知道紫禁城是什么，它意味着什么。就像我小时候和黑人一起上学，当时也没意识到有什么特殊。”还有天安门、十三陵、长城、颐和园等，他们一行在短短两天里，转了不少北京的名胜。沃霍尔话虽不多，却很随意，一副入乡随俗的样子。在香港的一家庙里，他甚至还抽了一根签。

当站在天安门城楼下，看见高悬的毛泽东巨幅画像时，安迪·沃霍尔对马可斯说：“嘿，真大啊。的确，我画毛大概已经有四百遍了。我曾经看我到底一天能出多少件。我爱他的书，我经常读。我喜欢单纯的思想。”而马可斯则很难不陷入“伟大的人物正在伟大的地方”的情绪。从年开始，他创作了一系列毛泽东的肖像作品。年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在美国引起了巨大反响，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有了重大转变。那时，安迪·沃霍尔开始对中国及其领导人毛泽东产生浓厚兴趣。这位既陌生又熟悉的社会主义领袖成为了他的绘画对象。沃霍尔总是热衷于绘制超级偶像的肖像画，比如著名的玛丽莲·梦露和猫王。而毛泽东肖像的创作，则是他自影像探索后，重新回归绘画的第一幅作品，也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沃霍尔以《毛主席语录》封面上的毛肖像为蓝本，创作了一系列作品，用蓝色、黄色、绿色、红色等大胆的色彩来填充画面。沃霍尔认为毛泽东是东方流行文化的代表人物，是西方收藏家眼中“既陌生又常见”的面孔，有一种无可抗拒的魅力，自然也拥有巨大的市场。所以这些肖像画也是当年西方“毛泽东热”的结果。这位创作了多幅毛泽东肖像的波普大师，在年之前，从未到过中国。不知道在此之前，他对中国抱有怎样的想象，不知道他怎么理解毛泽东的思想。但不管怎样，他与中国确实有了某种联系。当他降落在北京时，这种联系就变得更为实在和贴近。

　　“我喜欢中国文化胜过喜欢我们的文化。它更简单。我喜爱清一色的蓝装。每人都穿蓝色，我喜欢每天穿戴同样的东西。如果我是服装设计师，我要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设计同一件衣服。”北京街头清一色的蓝布中山装让安迪·沃霍尔印象深刻且好感顿生。

　　其实，他与中国的联系并不仅仅是时间和地点。他的波普作品最重要的艺术形式是复制，而这恰巧与当时中国的内在与表象都如此相通。他复制一个又一个的可乐瓶，或复制一张又一张的玛丽莲·梦露肖像，而他一遍遍复制的毛泽东肖像，在中国则拥有更大范围和更多数量的复制，简直是不计其数。在北京街头，那些穿着整齐划一的人们，不也是一种形式的不断复制吗？很显然，沃霍尔立刻就感受到了这种相似，所以他喜爱清一色的蓝布中山装，喜欢这种他所理解的“简单”。于是，他乐于与各种穿着中山装的人合影。不同的是，沃霍尔的复制来自商品流水线，来自商业与物质，而当时中国的复制则来自政治。

“他说过他曾经去过泰国，但是他说中国不像他以前去过的任何地方。我们俩都注意到一种重复性：这里每个人穿同样的衣服，骑同样的自行车。这种重复性本身看上去很独特。这里没有糟糕的着装，因为每个人都穿着中山装。而那些刚开始尝试西方服装式样的人正在犯着时尚的错误。”年的北京，给马可斯留下的印象也同样特别。从北京回纽约后，马可斯为沃霍尔拍摄了那组戴军帽穿中山装的照片。从照片来看，沃霍尔身上的中山装非常合身，显然是量身定做的。

26年后，让马可斯感触最深的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已如此多样化。在年，他和安迪·沃霍尔被邀请到一位水墨画家的家里做客。画家为他画了一幅梅花水墨。沃霍尔则用毛笔在宣纸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美元符号“$”，符号性恰是他作品的明显特性。在当时，中国的当代艺术还在酝酿之中，传统水墨是主要的艺术形式。谁会想到，今天中国的当代艺术热也正如火如荼，安迪·沃霍尔这个名字也犹如明星，广为传播。

　　尽管只逗留了短短两天，沃霍尔还是在北京百货大楼采购了一番，装了一大箱子，尤其钟爱丝绸睡衣。为此，行李超重，他不得不多付美元给航空公司。想想他曾说过的“百货商店就是一个博物馆”，兴许他是想把北京的博物馆搬回家。当时，北京还没有麦当劳，沃霍尔说，“哦，但是他们会有的”。

　　马可斯说：“我的照相机就像一面镜子，而我相当于观众。”透过这面镜子，年在北京的安迪·沃霍尔将瞬间呈现于眼前。不过，“什么是真实”，沃霍尔自己的回答是：不知道。年，在人生的最后一次访谈中，他把生活称之为幻象。

马克和沃霍尔（右）年在天安门合影留念。

　 　　另外，在和马可关于当今中国的谈话中，变化是他谈及最多的词。“如果安迪·沃霍尔如今还在世的话（那么他今年该81岁了），他将会对他当初所预见的事物最终成为了现实而感到高兴—他当时的确预见到了中国也会有麦当劳，也会受惠于高科技——他是‘未来主义者’。”马可补充道，中国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让它在20多年后看起来更加迷人，和上世纪70年代充满活力的美国纽约异曲同工。“沃霍尔会喜欢这里并在这里发展艺术事业的。”

马可说与年相比，现在的中国的文化和艺术环境更加充满生气和繁华，并能够找到安迪·沃霍尔的影子。而年那时——中国没有口红，没有外国流行音乐，没有霓虹灯，没有夜总会和奢侈品……马可说，“现在的中国年轻人的文化观念非常开放，反应也很灵敏，并且他们非常乐意去实验新的艺术。”　他说，中国的变化从中国的建筑里也可见一斑——在西方看来，中国再不是仅仅被紫禁城和天安门广场所定义，现今的中国已经连同中国国家大剧院、央视新台址、鸟巢、水立方等等宏伟建筑被广大西方人所称赞，而且中国的时尚也已经从80年代初清一色的毛时代装束大步向前演进了。 　　“现今中国，因为更具活力的文化和成功举办奥运过后不断增强的自信心而更迷人，”马可这样说道。

编辑：赵恭宏，聂晶

图片编辑：陈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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