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翟国胜，汉族，年10月出生，河南省开封市人。曾任河南省黄泛区农场副场级调研员、教授级高级政工师，系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政协文史资料撰写员、周口市散文协会副会长。出版有《名人与黄泛区农场》《黄泛区的足迹》《岁月有痕》《黄泛区往事》等作品。

王近山将军轶事

（原创）体裁｜传记作者｜翟国胜

朋友，您一定还记得电视连续剧《亮剑》中的那员虎将李云龙吧？但您不一定知道，他的原型是王近山。您可能更不知道，这个王近山，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在河南省黄泛区农场担任过五年副场长。说到这里，您一定很奇怪，一员虎将为什么会屈居农场工作？说起来这里有一段让人扼腕叹息的婚姻悲剧。

王近山，原名王文善，年10月出生在湖北省红安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为生活所迫，他15岁参加工农红军，16岁就任连长。王近山浴血沙场，身经百战，从一名红军战士，成长为师长、纵队司令员、兵团副司令员，是刘邓手下的一员爱将，被誉为二野的“朱可夫”。

王近山中等身材，慈眉善目，面如敷粉，举止斯文，嘴角常挂着微笑，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乍见如“白面书生”。然其性格暴烈，在我军将军方阵中，他一向以敢打硬仗恶仗而著称。由于王近山打起仗来勇敢不怕死，有一股发疯的劲头，因而得了一个与其外表极不相称的绰号——“王疯子”。年10月，王近山智歼由日军中队长以上军官组成的“战地参观团”后，毛主席在延安专门接见了王近山，对他说：“我早就听说红四方面军有个‘王疯子’，现在成了一个吴国阿蒙（指三国时的吕蒙）了，了不起呀！这次韩略村伏击战说明你很勇敢果断，有胆略，能抓住时机，打了一个漂亮仗！”四十年后，邓小平在回忆王近山的战功时这样赞誉王近山：“那不叫疯，那是革命英雄主义”。

朝鲜战争爆发后，王近山不顾手残腿瘸还带兵入朝，在志愿军3兵团副司令员任上写下了他戎马生涯中最精彩的“绝笔”。年凯旋后，刚进入不惑之年的王近山，就被共和国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前程一片光明。

但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王近山的生活却十分的不如意。因为与小姨妹的绯闻，受到结发妻子、医院副院长的韩岫岩的穷追猛打，最后“家事”竟惊动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国防部长林彪也作了批示。王近山因此受到非常严厉的处分，成为轰动一时的“铡美案”典型。

王近山的婚变，曾轰动全国、震惊中央，可有关这段公案真正的内情却鲜为人知。那么，将军与妻子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与小姨妹的绯闻到底是怎么回事？王近山与韩岫岩的女儿王媛媛，年4月,在《解放军生活》杂志首次向世人揭开了将军离婚的真相，讲述了一段令人嗟叹的婚姻悲剧。

据王媛媛在文章中讲，年王近山不经妻子的同意，即允诺将刚生下不久的第六个孩子送给了战争时期与他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的司机朱铁民抚养，为这事韩岫岩对王近山深有怨言，在心里埋下了对王近山不可原谅的怨恨，从此两人之间摩擦不断。这件事尚未平息，又发生了一件事，使这对深深相爱过的夫妻关系到了彻底破裂的地步。

据王媛媛回忆，“父亲喜欢跳交谊舞，母亲也曾是他最好的舞伴，但闹矛盾后母亲就不再陪他去跳舞了。母亲不跟父亲去，可她又不甘心别的女人跟他跳，想了半天，想出一个‘好办法’，就是把我小姨接到家里，由她陪我父亲跳舞。小姨韩秀荣当时刚从大学毕业，对年轻的将军父亲十分崇拜。父亲因为与母亲闹别扭，身边也没个说心里话的人，活泼开朗的小姨就像是沉闷的天空射进的一缕阳光，给父亲带来了光明和快乐。可母亲看到父亲和小姨一到周末就出双入对地去跳舞，平日里两人也谈笑风生，竟开始怀疑父亲与小姨好上了，越来越厌恶父亲跳舞。她说：‘一男一女搂抱在一起，不跳出毛病才怪呢！’父亲负过七次伤，一条腿和一条胳膊都骨折过，他穿的皮鞋是特制的，一边要比另一边高5厘米，这样才能正常走路。母亲竟拿此来讽刺父亲：‘别看他腿瘸，一跳舞就不瘸了。’母亲误解了父亲和小姨，她更伤心，恨自己最爱的两个亲人如此对不起她。母亲越来越不信任父亲，不论他去上班还是开会，都要严加盘问，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母亲就像一只刺猬，深爱着父亲，却总是在不经意间将他刺得遍体鳞伤，最后竟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后来这事惊动了上级机关，“父亲受到了最严厉的处分，母亲却高兴不起来，一点也没有解恨的快感。其实，父亲一开始并没有离婚的打算，毕竟是结发夫妻，又有了那么多的儿女，谁家没有点磕磕碰碰呀？可是母亲不顾及父亲的感受，她固执而暴躁的做法使事态进一步升级。”

王媛媛痛苦地回忆道，“母亲使用了当时最典型的做法：发动亲友声讨、找组织、去妇联。姥姥、姥爷一直特别疼爱母亲，对母亲从来都是言听计从，于是全家人对父亲和小姨群起而攻之。没过多久，在母亲的投诉下，小姨也被妇联的同志带走，被发落到遥远的内医院工作。而且‘上级’有指示：韩秀荣不能再回北京的家了，也不能在北京、天津等地工作（因为离父亲太近），越远越好！”“对于自己的遭遇，小姨也曾经疑惑过，还给父亲写过信，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收到回音。倔强的小姨没有怨恨，没有哀求，孤身一人带着一叠沉重的‘生活作风问题’档案，去了偏远的边疆，并在那里扎根成家。”

王近山小姨妹的离开，不仅没能缓和将军夫妻的矛盾，反而使事态迅速激化。“父亲见母亲如此对待自己的妹妹，气愤地提出离婚。母亲更不服气了，她希望引起组织、直至中央领导的重视，用最激烈、最强硬的手法征服父亲、解决问题。母亲天真地以为，利用组织来施加压力，就能使父亲回心转意，屈服于她。于是，母亲一级级上访，一级级投诉，本来只是两个人的争执，逐渐延伸到北京军区直至中央，最后惊动了毛主席，毛主席又亲自指定刘少奇出面处理。应该说，如果父亲当时能退一步的话，也许能‘海阔天空’，起码职务、地位和家庭都能保住。而且，婚姻问题对于夫妻来讲，纯属‘人民内部矛盾’，很难说清楚谁对谁错，关键是如何处理。然而，母亲的极端做法，却将父亲伤得体无完肤。王近山是谁啊？那可是死都不怕、出了名的‘疯子’将军，他怎么可能容忍如此伤他的自尊心？于是，他坚定地把一纸‘离婚诉讼状’送上了中央”。

王近山的离婚案，一时间引起了全军乃至全国的一片哗然。当时，有不少高级干部厌倦了原配夫人，"换老婆"现象比较严重。党中央为严厉打击这种不正之风，对很多干部进行了严厉处分，人们称之为“铡美案”。“被母亲一闹，父亲也很快被推上风口浪尖，竟成了‘铡美案’的典型。父亲的老战友以及很多中央领导人纷纷找父亲谈话，希望父亲不要离婚，有人甚至暗示说，离婚的话会受到严厉的处分，只要不离婚哪怕是维持现状也行啊！但父亲却斩钉截铁地说‘我王近山明人不做暗事，离婚我铁定了，组织爱咋办就咋办！’就这样，母亲‘挽回’父亲的种种努力，最终换回的却是一纸离婚书。年初，父亲和母亲离婚了。”

王近山和妻子离婚后，中央的处分也很快下来了：撤销大军区副司令员职务、行政降为副军级，军衔从中将降为大校，开除党籍。后来，一纸公文将他调到河南省黄泛区农场任副场长。此时，曾当过王近山家公务员的黄慎荣，看到王近山孤苦伶仃，就毅然决定跟着王近山去农场给他当保姆，照顾他的生活。后来俩人在农场结为相依为命的患难夫妻，并先后生下一女一男两个孩子,女孩叫王丽,男孩叫王凌峰。

黄泛区农场位于黄泛区的腹心西华、扶沟两县境内,是年元月在原黄泛区复兴局的基础上创建的一个大型机械化农场。尽管此时黄泛区农场已经创建十二三年了，但条件还是相当艰苦。职工家属住的是兵营式的排房，没有自来水，没有水泥路，风起沙扬，人们往往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想洗个澡都很困难。当时的场党委书记路岩岭是年入党的行政11级干部，场长马伊林是参加过延安整风的行政12级干部。同是战火中走过来的人，他们对王近山这个原来的行政6级干部自然十分尊敬。给他安排了一间办公室，配了三个木制沙发、一个带落地抽屉的办公桌，窗户上挂上了蓝布窗帘。在农场场部的前面家属房里给王近山安排了里外两间房,屋外有一间小厨房。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的农场，这就是最好的住房了。王近山住进后，在里面放了一张大木床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床对面用砖头垫起两只大木箱和一只皮箱，这就是他当时的全部家当。

王近山初到泛区，职工们听说来了个“大官”，都很惊奇。一次场里开职工大会，台下的一些职工对主席台上的王近山指指点点。王近山意识到是在议论自己，就马上站起来，大声说到：“你们要看王近山吗？王近山就是我，我就是王近山。”会场秩序顿时安静了下来，职工们从心里赞叹将军的爽快。

王近山在农场分管园艺。他的住处距园艺场有二三里地远。他的腿在战争中伤残，不能骑自行车，他又不愿意麻烦小车司机接送，每天早晨总是早早吃饭，然后步行到园艺场。他习惯于戴一顶单军帽，扣好风纪扣，平时腰杆总是挺得笔直，走路大步流星，保持着军人的姿态。一次开基层支部书记会，有人问他：“王场长，您身体这么好，有没有诀窍？”王近山随口说道：“有。吃饭少一口，饭后百步走；娶个丑老婆，活到九十九。”他的幽默逗得大伙哈哈大笑。

王近山闲暇时时常在场区散步,与职工聊天。时间一长,人们与王近山慢慢熟悉了，也有一些年轻人“熟不拘礼”，与王近山开一些“过格”的玩笑,王近山对此也毫不计较，更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一次与工人聊天时，有个年轻人问他：“王场长，你会打仗，但你的官为啥没有路书记大？”面对这样敏感的话题,王近山从容作答:“因为他会画画,我不会画画。”路岩岭书记是开封美专毕业的学生，平时喜欢作画。这种回答既扬人之长，也使自己避免了尴尬。

王近山在黄泛区农场落魄不落志，经常是到基层的果园里转转看看，了解情况。见到熟人，他老远就打招呼，握手，丝毫没有“大官”的架子。每年苹果卸完后，园艺场总要在冬天请园艺技师和专家在果园里讲解如何对果树进行修剪，边讲解边示范。这时侯，王近山总是和职工们一样站在树下耐心听讲，认真地像个小学生似的。他战争年代负过伤，有腰疼病，不能久站，只好时不时地变换一下姿势，挪动一下身子。有人劝他坐下听课,他说:“老师在站着讲课,我当学生的怎么能坐下啊。”

站着听课不容易，具体操作起来就更难。但王近山不懂就问,不会就学,也是同职工们一样爬高上低，慢慢也就掌握了修剪果树的一些方法。一次回到家里，他高兴地向爱人炫耀：“你知道啥叫‘小平头’，啥叫‘倒拉牛’？”爱人说“不懂”，他就边比划边讲，原来这是果树的两种修剪方法，“小平头”是一种去掉大枝摘顶的剪法，而“倒拉牛”则是一种在细果枝上疏强留弱的剪法。

王近山在劳动中与工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次他下果园察看，正碰上职工们冒着炎热，穿着厚重的工作服给苹果树打药。他见职工的衣服已被汗水、药水所浸透，赶紧瘸着腿在刚送来的铁桶里舀了一大碗绿豆汤，捧到工人们面前，像敬洒一样，说：“同志们辛苦了，喝碗绿豆汤去去暑、解解乏吧。”有人喝完，随口说了一句：“如果里面能再加点糖就更美了。”只见王近山剑眉一挑，略一思考：“好啊，这个要求不过份，加点糖有利于补充你们消耗的体力。我和你们的刘场长说一下,我想,是会批准的。”在王近山的提议下，后来，不管是麦收还是秋收，职工们都能喝上甜丝丝的绿豆汤。

年园艺场苹果大丰收，不断采收的苹果约有多万斤，装满苹果的箱子、蒌子在果场里堆得满满的。但因为当时正处于“文革”高潮，人们忙于打派仗，导致郑州火车站处于运输瘫痪状态。没有车皮，果子不能及时运出，农场职工干部心急如焚。此时，王近山坐不住了，主动请缨上北京，他说：“凭我这张老脸找找门路，总不能坐以待毙。”于是他带着场供销科科长、园艺场场长，硬是爬上硬卧车厢来到了北京。

王近山拖着伤残之躯，东奔西跑到处求人。最后通过国务院驻京联络办,见到了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谢觉哉和夫人王定国以及当时的农垦部部长王震。他们都很热情地请王近山吃饭,给予热情帮助，最后几经周转，终于将报告转交给了日理万机的周总理。

很快，总理办公室发下话来：“请王近山同志一行先回河南，我们将通过河南省军区解决。”王近山见有了眉目，如释重负，高兴地说：“报告给总理了，也算顶到天上了，事情一定会解决的。”后来，省军区调来了汽车，把成箱的苹果先拉到了漯河火车站，后在郑州装了七八个车皮，为农场解决了“燃眉之急”。

上世纪六十年代，黄泛区农场有个电影放映队。每到周末，都要在广场放映电影。王近山也经常带着爱人和孩子，和农场的男女老少一起坐在小板凳上看电影。但有一次放映故事片《上甘岭》，未看一半王近山就和家人退场了，还不时地拭眼泪。这时，早他一年到农场劳动锻炼的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的万里同志的大儿子万伯翺就主动帮他掂起小板凳送他,边走边问:“王场长，电影里的上甘岭英雄都是真的吗？”他说：“都是真的。不过电影里只是表现出当年残酷战争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就说你们都知道的上甘岭英雄黄继光、胡修道，何止这几个呢？我说有几十个、几百个、上千个。当年的志愿军战士娃娃，个个都是视死如归、前赴后继。美国鬼子用几十万发炮弹射向上甘岭,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个小山头,美国鬼子动用了6万兵力,三四百门大炮,将上甘岭削掉了两三尺。白天他们依仗飞机大炮把我们压住了,晚上就是我们的天下,几易阵地,真正的尸骨成山,血流成河。排长孙占元双腿被打断了,他爬着指挥。捡起敌人的机枪又打退敌人五六次反扑。他一人就歼灭敌人七八十个。子弹全部打光，他大叫一声拉响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

回到家后，王近山又动情地给万伯翺这个忘年交讲：“上甘岭是我参与指挥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这场战斗我不仅下命令到军部，有时还直接指挥到师、团，甚至指挥到连、排、班，那真是惊心动魄的血战啊。我的指挥所设在离高地不远的地方。战士们和美国鬼子拼死搏斗，我在望远镜里看得清清楚楚。当时，我们不光是缺飞机大炮、缺弹药，也不光是缺水、缺食物，就连拉屎的自由也没有啊。因为到外面去时刻都有牺牲的危险。有的战士到坑道外大便，就被敌人突然飞来的炮弹炸死了。我们在上甘岭巡察时就遇到过在炮声中突然飞到眼前的一只残缺的手和腿什么的。”

这时，王近山的爱人就对万伯翺说：“别让你王叔叔讲了，今晚上他又该睡不着了。”

“文革”初期，王近山受到了冲击。有的学生提出来，王近山搞特殊化，生活腐朽，上厕所还要坐一把椅子。学生们不了解，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因为他负过伤，一蹲下就起不来，于是就在一把椅子上挖了一个洞，大便时就坐在上面，那滋味并不好受。面对一群不懂事的娃娃，王近山气得无话可说，只好无奈地对他们说：“你们说我腐朽，你们也可以去试一试。”

年麦收时期，造反的学生要求组织大批斗、大批判，阻止人们割麦子。王近山火了，拍着桌子大声斥责这些学生：“绝不能耽误割麦子，夏收夏种，虎口夺粮，一年就这几天，一耽误就是两季。不信我的话，你们可以回去问问父母亲，是不是这回事。你们说什么都行，但一定要等到割完麦子种上秋粮再说。”学生一下子就被震住了，麦收照常进行。

农场当时有个造反派头头贴王近山的大字报，指责王近山是“残兵败将”。王近山一看就火啦，不依不绕，与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我王近山有错误，你想咋批都可以。但战场上我决不是残兵败将。真正的残兵败将是日本鬼子，是国民党军队，是美国佬。别看你本事不小，真正打起仗来，毛主席还是要我不要你。”

一次，王近山听说园艺场有个造反泒忙于“大批判”而忘了接班打药，致使老队长连上了两个班。于是，他很严厉地在大会上反复讲:“工人不上班,就像战士不打仗一样.我们吃什么?穿什么?农场工人决不允许只抓革命，不促生产！”

王近山不支持造反派，造反派也就下决心让王近山“靠边站”。年8月23日，黄泛区农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呈报给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关于建立河南省黄泛区农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对王近山如此结论：“原副场长王近山，在运动中曾一度站错了队，中央原处理干部，情况不了解，暂不结合。”随后，在新建立的“黄泛区农场革命委员会”这一所谓的“红色政权”中，王近山的原副场级职位也没有了，这对将军无疑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但王近山非常淡定，依旧是每天到果园里转转看看，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年初的一天，农场的造反派派人到南京军区找装甲兵司令肖永银，外调所谓“走资派”王近山的问题。肖永银是王近山的老部下。两人是湖北老乡，又同年加入红四方面军，又同时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下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王近山是六纵的司令员，肖永银是六纵第十八旅旅长，后来，王近山是十二军军长，肖永银是十二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后又一起赴朝鲜抗美援朝。

外调人员开口便说：“王近山是我们农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希望你能揭发他的历史问题。”肖永银勃然大怒，嘿嘿冷笑两声：“你那个农场，万把人吧？王近山当个副场长，你们觉得官儿够大了吧？要我看来，王近山是解甲归田了！王近山政治上无错误，历史上从不反党反毛主席，你们没有理由去揪他，斗他！”

那些造反派回场后在当时的小报上刊登了《访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肖永银》一文，落魄中的王近山看了大恸，随即让二儿子来看望肖永银。王近山的二儿子对肖永银说：“肖叔，我有两件事：一是我想当兵，二是父亲的问题能否向上反映一下，重新处理。”肖永银当即表态：“你当兵没有问题，这个我可以想办法解决。”对于第二个问题，肖永银沉思了一会儿，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你回去，替我带三句话给你爸。第一句话，我问候他；第二句话，叫他不要参加造反派，要是参加了，将来新账旧账一起算，对他不利；第三句话，他的问题是中央定的，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靠中央，等时机成熟，直接致书毛主席。”至于给毛主席信的内容，肖永银出主意道：“第一，自己有错误应该检讨；第二，没有的问题要讲清楚；第三，说一说想法，自己年龄不大，还想为党工作，请批准回部队继续作点贡献。党的‘九大’即将召开，恰是一个好机会，信可由许世友司令直接面呈毛主席。”二儿子回去把肖永银的嘱咐完完整整地给王近山讲了一遍，这使王近山的心中又点起了希望的火花。

年春，王近山口述，由当时农场财务科的吕明理执笔，写了内容一样的三封信托人捎给肖永银。上面标明一封给毛泽东，一封给许世友，一封给肖永银。3封内容一样的信掂在肖永银的手中，第一句话是：“我叫王近山，今年53岁……”肖永银拿着信就去找许世友：“许司令，王近山给你写了封信，另一封是给毛主席的，只有你能见到主席。”许世友立刻说：“好，我把它直接交给毛主席。”许世友没有食言，后来直接将信交到了毛主席手里，并直言：“战争年代有几个人很能打仗，现在日子很不好过，建议主席过问一下。”

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中苏边界紧张，九亿神州“要准备打仗”。此时，毛泽东想起了这位“王疯子”。年4月，在中共“九大”会议上，毛泽东问：“王近山现在哪里？”周恩来答：“现在河南。”当时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紧接着就提出：“这个人很会打仗，我要。”

偏居河南省黄泛区农场的王近山，当听到传达“九大”精神、毛主席关切地询问他的消息时，激动得热泪盈眶。一连数日，他喃喃自语：“党中央毛主席，还有这么好的老战友，都没有忘记我‘王疯子’啊！”

年7月的一个深夜，一列由郑州开往南京的火车缓缓进站，从硬座车厢里走出一对身穿褪色军装、像是进城走亲戚的乡下夫妇。年老的丈夫一手拎着旧皮箱，一手拎着竹篮子，竹篮子里装着几只老母鸡和地瓜、玉米等杂物。年轻一些的妻子一手抱着一个孩子，一手牵着一个孩子。可他们一下车，3名军职干部就已躬身迎候在站台上。他们是27军军长尤太忠、60军军长李德生、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肖永银。老部下们见到这位老农装束的老头，立即“啪”地一下敬礼。这位老农装束的人正是原六纵主帅王近山。

王近山看到了肖永银等人，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肖永银扶着王近山找了个地方坐下，很动情地说：“不要再想过去了。你现在的问题，首先不是当官，是解决党籍。我已经给你想好了，你先到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去，当个副参谋长，那儿上上下下我都打招呼了，你在那儿恢复党籍。”按照肖永银的安排，几个月后，恢复党籍后的王近山回到了南京军区，任主管作战和战备的副参谋长。此时，肖永银已调任军区参谋长，成了王近山的直接上级。

在许世友和肖永银两位战友的庇护下，王近山后来基本上风平浪静地度过了“文化大革命”。但是战场上和情场上的长期拼杀，在王近山身体上和心理上留下了太多的伤痕。年5月10日，将军在和癌症顽强斗争4年之后，终于告别个人荣辱、是非恩怨，逝世于南京军区副参谋长任上，年仅63岁。邓小平得知后指示说：“王近山有很大的战功，他的后事一定要办好，悼词我要看。”于是，一份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近山的悼词，摊开在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那宽大而明亮的写字台上。

王近山的悼词上，历任职务为纵队司令、兵团副司令员、山东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而最后职务则是军级——南京军区副参谋长。这虽是事实，但又显然不妥。邓小平看到这里，沉思片刻，提起笔来，把“副参谋长”四个字圈去，用遒劲的字体写上“顾问”两个字，并加了一句“是一员有名的战将”。小平同志交待下去：“近山同志为了革命出生入死不容易，我们能给死者的安慰就是这个了!”

次日，中央军委补发了任命通知，任命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近山为南京军区顾问，丧事按大军区首长待遇办理。

5月17日，南京军区举行的追悼会十分隆重，邓小平、徐向前、许世友、李德生、陈锡联、彭冲、宋任穷等，以及王近山的生前友好送的花圈，摆满了悼念大厅。追悼会的规模原定人，实际参加的有多人。

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出版了回忆王近山的文集，88岁的邓小平亲笔题写了书名《一代战将》。

年3月26日,王近山与黄慎荣的儿子王凌峰一行，来到黄泛区农场，到黄泛区农场场史馆和王近山将军故居参观,探寻将军在农场生活过的足迹。在王近山将军展厅，王凌峰不时拿出手机拍照有关资料，并激动地向场领导讲述了父亲的一些奇闻轶事。当聊到以王近山为原形的电视剧《亮剑》中的主要人物李云龙时,王凌峰说：“我父亲比李云龙英俊，电视剧演得传神但不够真实。”在王近山将军故居,王凌峰手扶大门,想起父亲在农场的岁月,洒下行行热泪。在农场，王凌峰还会见了孙有振、李玉让、朱凤英、韩桂兰等一些当年跟其父母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王凌峰说，母亲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亲自回到农场，嘱托自己向大家问好，还拨通了母亲的电话，让母亲跟老同事回忆往事、共叙旧情，互祝幸福安康。

（以上图片除两张黑白照片为王近山本人外，其余几张均为网络搜集的以王近山为原型的《亮剑》中的李云龙的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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