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于新中国的恶意在建国初期表现得相当明显，面对西方的恶意刁难，让我们看看周总理如何妙语应对。

　　一、“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

——应对西方记者的刁难

　　周恩来总理的才华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下面这些答问都不是提前准备好的，也是事先难以预料到的。周总理不仅回答得巧妙，而且几乎是对方刚说完，马上就回答。没有过硬的素质是根本做不到这些的。

　　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不少人纳闷：怎么提这种问题？大家都 　　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动。

　　这位记者的提问是非常阴毒的，他给周总理设计了一个圈套。中国解放以后封闭了内地所有的妓院，原来的妓女经过改造都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位记者想：问“中国有没有妓女”这个问题，周恩来一定会说“没有”。

　　一旦真的这样回答了，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接着说“台湾有妓女”，这个时候你总不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这个提问的阴险之处就在这里。当然周总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这样回答既识破了西方记者的险恶用心，也反应出大陆良好的社会风气。周总理考虑问题周密细致，同时反应敏捷，不佩服也难啊！

二、“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应对美国记者刁难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一个美国记者先是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不该！”然后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这时很多人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

　　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他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走到拐角处，把这个手帕扔进了垃圾桶。他说：“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尽管中美当时处于敌对状态，但周总理一贯的思路还是把当权者和普通美国民众分开。在谈判桌上横眉冷对，那是一点情面也不讲的。但会场外，他可是统战高手，尽量做工作，力图潜移默化。他对普通美国民众一直是友好的，包括新闻记者在内。所以，在那个美国记者主动要和周总理握手时，周总理并没有拒绝。

　　但这个记者看来纯粹是要使周总理难堪，否则不会假意主动握手，然后又懊悔不迭地拿手帕擦手。周总理在他擦手之前，也不会意识到他会这样做。当时大堂里人很多，就看周总理下不下得了台。所以周总理也拿出手帕擦手。

　　请注意，两人做法不同的是：记者擦完手后仍把手帕塞回裤兜，而周总理是擦完手后把手帕扔进了垃圾桶。周总理的意思是：你的手帕还能用，我的手帕因为擦了以后沾染了你的病菌，你这无耻小人的病菌，再也不可能洗干净了，所以我就把它扔到垃圾桶里。

　　三、“我们都背叛了各自的阶级”

——致苏联

　　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周总理批评了他所推行的修正主义政策。

　　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指周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稍作停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周总理不管在何种场合，遇到什么样的对手，都能以超人的智慧应对自如，对手休想占到便宜。他坦言“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出其不意地将赫鲁晓夫射出的毒箭掉转方向，朝赫本人射去。

　　此言一出，立即在各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传为美谈。

　　四、“厕所才有苍蝇去”

——回答林彪叛逃苏联

　　“九一三”事件后，苏联大使找到周总理，阴阳怪气地问道：“总理同志，听说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周总理平静地回答：“也没什么大事，只不过是森林里倒了一棵树，一棵树上落下一片叶子而已。”

　　苏联大使故作关心地说：“据权威人士推测，此事对中国的影响极为不利呀！”

　　总理答道：“恰恰相反，一颗毒瘤在肌体上自动消失，有百利而无一害。”

　　苏联大使有些恼怒：“总理同志，有句话我早就想说了，你们在国际上口口声声骂我们是社会帝国主义，把我们说得比厕所还臭。既是这样，那么请问：你们的林副统帅在国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什么偏要投奔我们苏联呢？”周总理冷笑道：“正因为厕所臭，苍蝇才喜欢那个地方。大使同志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又何必多此一问？”苏联大使被说得哑口无言。

　　林彪叛逃苏联，这个消息传出后，国际上一些敌对分子幸灾乐祸。中苏关系当时严重恶化，苏联大使和总理见面时存心想看好戏，让周总理难堪。他见兜圈子达不到目的，就摊出所谓的“王牌”，料想周总理一定无话可说，结果周总理反戈一击，使得苏联大使陷入十分狼狈的境地。

　　五、“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

——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

　　外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这位记者的用意是把中国人比作牛马，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你真的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即使正确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周总理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恐怕是这位记者始料不及的。

　　六、“中国人低头是因为埋头苦干”

——回答有关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的习惯

　　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周总理不慌不忙，面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美国官员的话里显然包含着对中国人的侮辱。在场的中国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但由于在外交场合，所以难以强烈斥责对方的无礼。如果忍气吞声，听任对方的羞辱，那么国威何在？周总理的回答让美国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带刚，最终尴尬、窘迫的却是美国人自己。

　　七、“我用的东西是缴获美军的”

——回答自己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

　　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

　　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什么叫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这位记者的本意是想挖苦周总理：你们中国人怎么连好一点的钢笔都不能生产，还要从我们美国进口。结果周总理说这是朝鲜战场的战利品，反而使这位记者丢尽颜面。

　　八、“一起吃掉法西斯”

——回答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

　　周总理设宴招待外宾。上来一道汤菜，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雕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外宾见此，大惊失色。

　　周总理对此也感到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话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喝得精光。

　　在外交场合出现法西斯标志很容易引起外交纠纷，尤其是曾经遭受法西斯铁蹄蹂躏的国家，他们看见这种标志是很反感的。

　　周总理的解释及时解除了他们的误会，但令人叫绝的是周总理借题发挥，号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那个菜吃掉。这么一个被动场面，经周总理反意正解，反倒起了活跃宴会气氛的作用。

　　九、“18元8角8分”

——回答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

　　一个西方记者说：“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周恩来委婉地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有18元8角8分。”当他看到众人不解的样子，又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面额为10元、5元、2元、l元、5角、2角、l角、5分、2分、1分的10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周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我国建设成就。这位记者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嘲笑中国穷、实力差、国库空虚；一是想刺探出经济情报。周总理在高级外交场合，同样显示出机智过人的才华，让人折服。

　　十、“对，牛弹琴”

——重庆谈判时，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代表

　　重庆谈判时，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代表对以周恩来为首席谈判代表提出的和平协议难以接受。一官员恼羞成怒地对我方代表咆哮道：“对牛谈琴！”周恩来神态自若，不缓不慢地应了一句：“对，牛弹琴。”

　　这位国民党官员说“对牛弹琴”意思是贬低共产党谈判代表的水平，而周恩来原话奉还，还是这四个字，只是在“对”字后停顿了一下，变成两个断句，把国民党官员的言论比作“牛弹琴”，你说绝不绝？

　　十一、“英语回答米高扬”

——顺道访问莫斯科，他用英语向苏联人祝酒

　　周总理从日内瓦开会回来顺道访问莫斯科。在为他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他用英语向苏联人祝酒。

　　这时米高扬抱怨道：“周，你为什么不说俄语？你的俄语很好嘛！”。周总理仍用英语回答说：“米高扬，该是你学习汉语的时候了。”米高扬抱怨说：“汉语太难学了。”此话一出，周总理马上轻快地说：“没关系，下回到我们使馆来，我们将非常高兴教你。”高扬的抱怨显然不大友好，周总理的方法是先不予理睬，促使米高扬说出不学汉语的原因。米高扬果然上钩，周总理让他来使馆派人教他汉语，把他置于学生的地位。

　　十二、“这座山峰把我们两国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回答中尼边界问题敏感问题

　　周总理在加德满都举行记者招待会，在场的美国记者故意拿中尼两国分别出版的地图，指出两国边境在珠穆朗玛峰这一段的画法不一致，并借此提问：“关于珠穆朗玛峰的问题，在这次会谈中是否已作出了决定？您刚才的话，是否意味着由中尼两国平分这座山峰，尼泊尔是否同意？”

　　周恩来立即回答：“无所谓平分。当然，我们还要进行友好协商。这座山峰把我们两国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不是你们所说的把我们两国分开！”

　　边界问题是敏感问题，美国记者的提问既是挑衅，又是圈套，简单回答是或不是都会掉进陷阱。

　　周总理识破其险恶用心，改“平分”为“联结”，表明了我国解决同邻国边界问题的基本方针，强调了睦邻友好政策，所言无隙可击，令美国记者大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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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

周恩来（～），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威望。周恩来同志的卓著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深深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

周恩来一生6个秘密震惊国人！

　　一、死不留灰中国历史第一人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当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年1月15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

　　揭秘周恩来“无墓无碑”所为何？

　　没有灰，当然也谈不上埋灰之处，也就没有碑和墓，欲哭无泪，欲祭无碑，魂兮何在，无限相思寄何处?于是人们难免生出一丝丝的猜测，有的说是总理英明；有的说是总理节俭，不愿为自己的身后事再破费国家钱财。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个干净：生时鞠躬尽瘁，死后不留麻烦。他是一个只讲奉献，献完转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纪念的回报和香火的馈饷。也许隐隐还有另一层意思。以他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他更不愿在身后出现什么“僭越”式的悼念。

　　二：总理为何“生而无后”？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纪念故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后人，后人为大。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

　　却要为烈士存孤续后

　　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之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育、看护，并亲自到苏联去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而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在战争中上前线共牺牲了21名)。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总理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

　　邓颖超为何放弃生儿育女？

　　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著名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多次受到总理接见。当总理知道她婚后无子时，便关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说有了孩子可要告诉一声啊。年总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您!”确实，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

　　三、“官而不显”？做最平民化总理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甚至不够标准的平民。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

　　出国访问机密文件箱里藏“寒酸行头”

　　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补，去洗。当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回来时，伤心得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白领子和袖口是换过几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级的宾馆，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员将这一套行头收入箱内锁好，才许宾馆服务生进去整理房间。人家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最高机密的文件箱呢。这专用箱里锁着一个贫民的灵魂。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那样子就像一个坐在包装台前的工人。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出的啊。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实在太不像个总理。

　　周恩来一生不回故乡之谜：平生最恨“衣锦还乡”

　　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25年。这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多次请示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周恩来年谱》记载：年3月6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一次，总理在洛阳视察，见到一册碑帖，问秘书身上带钱没有；没有钱，总理摇摇头走了。总理从小随伯父求学，伯父的坟迁移，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临行前又改派侄儿去，为的是尽量不惊动地方。

　　四、周总理“党而不私”拖病体看望康生

　　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周恩来这时也有绝症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康。康一辈子与总理不和，总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骂。工作人员告诉总理，说既然这样您何必去看他。但总理笑一笑，还是去。这种以德报怨，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举不胜举。周总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与三弟恩寿情同手足。恩寿解放前经商为我党提供过不少经费，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内务部，总理指示职务要安排得尽量低些，因为他是自己的弟弟。后恩寿有胃病，不能正常上班，总理又指示要办退休，说不上班就不能领国家工资。曾山部长执行得慢了些，总理又严厉批评说：“你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

　　他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50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

　　红军长征时，当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把毛泽东请了回来。王明派对党的干扰基本排除了（彻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风以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是个实力派。有枪就要权，不给权就翻脸，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红军总算统一，得以继续北上，扎根陕北。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他藏而不露地将“15年赶上英国”，改为“15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加了九个字。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八九个字，果然一年以后，经济凋敝，毛泽东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搞经济还得靠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们留了三年余地。”

　　五、周总理一生“劳而无怨”

　　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受苦人。上海工人起义，“八一”起义，万里长征，三大战役，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这种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

　　临终仍佩徽章“为人民服务”工作量党内之最

　　他一生的最后一些年头，直到临终，身上一直佩着的一块徽章是：“为人民服务。”如果计算工作量，他真正是党内之最。周恩来是年6月1医院的，而据资料统计，1至5月共天，他每天工作12～14小时有9天；14～18小时有74天；19～23小时有38天；连续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工作在12小时之内。而从3月中旬到5月底，两个半月，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参加中央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他会议和谈话57次。

　　周恩来面对严峻的形势，力挽狂澜，竭尽全力维系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运转。（资料图）

　　他像一头牛，只知道负重，没完没了地受苦，有时还要受气。年，因为王明的“左”倾路线和洋顾问李德的指挥之误，红军丢了苏区，血染湘江，长征北上。这时周恩来是军事三人团之一，他既要负失败之责，又要说服博古恢复毛泽东的指挥权，惶惶然，就如《打金枝》中的皇后，劝了金枝，回过头来又劝驸马。年，他右臂受伤，两次治疗不愈，只好赴苏联求医。医生说为了彻底好，治疗时间就要长一些。他却说时局危急，不能长离国内，只短住了6个月，最后还是落下个臂伸不直的残疾。

　　由于他的自我牺牲，他的厚道宽容，他的任劳任怨，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每一次进退两难，都离不开他。许多时候他都左右逢源，稳定时局，但许多时候，他又只能被人们作为平衡的棋子，或者替罪的羔羊。历史上向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共产党的领导人换了多少，却人人要用周恩来。他的过人才干“害”了他，他的任劳任怨的品质“害”了他，多苦、多难、多累、多险的活，都由他去顶。

　　六、周总理为何“死不留言”？

　　年元旦前后总理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这时中央领导对总理病情已是一日一问，邓颖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当真是总理肚中无话吗？当然不是。在会场上，在向领袖汇报时，在与同志谈心时，该说的都说过了，他觉得不该说的，平时不多说一字，现在并不因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负责任，随心所欲。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同处一栋，邓颖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总理工作上的事邓颖超自动回避，总理也不与她多讲一字。总理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一把，秘书一把，警卫一把，邓颖超没有，她要进办公室必须先敲门。

　　周总理把自己一劈两半，一半是公家的人，党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两部分泾渭分明，决不相混。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可谓至纯至诚，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们两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给妻子，但决不能搭上公家的一点东西；反过来，妻子对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关心，但决不能关心到公事里去。总理与邓大姐这对权高德重的伴侣堪称是正确处理家事国事的楷模。诗言志，为说心里话而写。

　　工作人员回忆，总理工作之余也写诗，用毛笔写在信笺上，反复改。但写好后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纸篓，宛如一群梦中的蝴蝶。除了工作，除了按照党的决定和纪律所做的事，他不愿再表白什么，留下什么。

来源：新华网人民网

今天是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42周年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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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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