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路遥逝世26周年纪念日

年11月17日路遥因肝病早逝，年仅42岁。其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以其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展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该作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本文为你记录路遥：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的一生。

文：王爱忠

在新中国文学的天幕上，路遥犹如一颗流星，在短暂写作生涯里，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辉煌。其作品展现出奋斗不息的昂扬斗志曾经感染了无数读者心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走向了自己的人生征程。可路遥的一生经历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郁闷、痛苦和煎熬，以至于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完成《平凡的世界》这部长篇小说。让我们走近路遥，一起去感悟他平凡而又悲壮的人生旅程、透视其鲜为人知而又跌荡起伏的内心世界。

01

终生与贫穷为伴

路遥年12月3日生于陕北清涧县，原名王卫国。他的家庭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父母亲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身高只有1.5米左右的父亲用一副侏儒般的钢铁双肩，挑起了全家十口人的生活重担。为了生存，在路遥七岁时，父亲就决定将这个长子过继给他的哥哥、远在延川县的王玉德。对于路遥在父母家的生活，他最深刻的印象是饥饿与屈辱。父亲性格软弱，活得很窝囊，过的是被抛弃的生活。小时候，别人家的孩子把他打一顿，回来后希望得到家里人的支持，但得到的是父亲再打一顿。路遥一直在伯父家度过了他的学生年代。伯父也是农民，没有孩子，家里也很穷，他时常为买不起几分钱一支铅笔而发愁。当时，路遥衣衫褴褛，裤子破了不敢到别人面前，有人搞恶作剧，专门把他拉到人群里，惹得哄堂大笑。贫困艰难的生活给路遥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他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创伤。

伯父和伯母是不想让路遥上学的，他们一心想在土地里培养这个养子，让他在未来接替伯父的班。为了证明自己，他参加了考试，结果从一千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可伯父无力再供他上学，就找来劳动工具，让他砍柴、放羊。他愤愤地把绳子、锄头扔进沟里，最后通过与家里谈判，勉强给每月25市斤粮票。不够吃，学习完后，他在野地里找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这段饥饿和屈辱的经历对路遥的人生和创作心理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困难的日子里》、《平凡的世界》等都有作者本人的苦难身影和辛酸烙印。我们可以感受到可怕的生活窘境以及少年路遥独特的心理历程。

年初路遥与母亲、弟弟在一起

年，路遥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大学，因当过红卫兵头头，北京师范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都不敢要他，最后延安大学中文系的领导申沛昌冒着风险拍板，路遥才迈进大学校门。大学里，路遥的生活是很简朴的。同学白正明说，一身灰的卡服是他的礼服，“老三样”（白、黄、玉米发糕）吃饭后一碗开水冲菜汤是他很喜欢的美味佳肴。

“儿子上大学前靠家里，上大学后靠的是林达，林达是北京人，家里境况好，在经济上给了儿子很多接济，就连背到学校里去的被子和褥子，都是林达给准备的。”

路遥的养母李桂英老人说。

路遥的《人生》在全国获奖了，但他到北京领奖的路费还是给四弟王天乐（当时《陕西日报》记者）借的。路遥曾与朋友说过，《平凡的世界》那点稿费，还不够他那几年抽烟的钱。茅盾文学奖的奖金除了应酬文学界的朋友，就是还债。

王天乐曾经回忆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后的情景：

“路遥在电话上告诉我，去领奖还是没有钱，路费是借到了，但到北京得请客，还要买套《平凡的世界》送人，让我再想一下办法。”

这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是多么的不可思议……一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人，没有路费去领奖，更没有钱去买自己写的书！王天乐告诉他今后再不要获什么奖了，如果拿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找不来外汇。

路遥只说了一句话：

日他妈的文学。

路遥在陕北农村有两个家。四个生身父母和养父母，还有众多兄弟姊妹，都需要他一一帮扶和赡养。何况故乡的人们，远亲近邻，七舅八姑，哪个乡下人遇到难处，能不向这位出了名的作家伸手?在城里还有小家，他极不善精打细算，日子过的真够窘迫。路遥为改变自己经济情况作过不少努力：为了赚钱，他还炒过股，甚至开价元给企业写报告文学。但换来的元稿费，却是在路遥病倒昏迷后才拿到的。去世后只留下1万元的存折和近万元的欠账。

路遥故居

02

仕途的失败与留恋

路遥七岁离开亲生父母过继给伯父，养母靠着乞讨供养他上中学。路遥和家人当然是希望他能够谋得一个公家人的身份，脱离农村进入城镇，进而出人头地、建功立业，赢得人们的尊重。但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户籍管理、计划供应等制度在城乡之间构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由于“文革”的爆发，升学毫无指望，惟一的出路只能是回乡当个农民。这对于路遥来说，是痛苦的选择。但时代好像为路遥提供了一条更加快捷、轻松的道路。出于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他满怀激情地投入到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洪流中，依靠其出众的写作、演讲、组织才能，从一名普普通通的初中生一步一步当上全县红卫兵头头，晋升为“军长”。大联合后，路遥以群众代表的身份被结合为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成为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但是“好运”转瞬即逝，在变幻莫测的政治斗争中，路遥跌向了深渊。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运动中被罢免了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于年年底被彻底赶回老家郭家沟村务农。这个只有十八岁的少年难以承受这种风云突变的打击，他哭了，哭得肝胆欲裂……他的干姐、作家刘风梅曾看到路遥在冬天穿一身白，白裤、白衫、白腰带。后来问他为什么穿一身白？他说他是给自己戴孝。这足以说明这种政治仕途的无望给他带来的刺痛。

路遥是在政治仕途被堵死的情况下才决心从事文学创作的，但是他本人一生都没有放弃政治。这在作品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且不说路遥在《平凡的世界》大段引用《人民日报》等官方报纸的社论，也不说这部作品中对各级官员之间复杂关系的描写，就说路遥把孙氏三兄妹的爱情写成都与高干子女有关、孙氏三兄妹的爱恋者和竞争者的父亲无一例外都是官场上的高官大官（而不是金钱上的富有）。这样的安排，似乎印证了路遥看重的更多是社会地位、社会身份，而不是财富；潜意识里也流露出他对高官显贵的认可和渴望。据说路遥“文革”结束后在担任陕西省文联主席期间，在文联大院里进进出出，勇猛而好战，令他的对手们闻风丧胆。

陕西作家贾平凹在《怀念路遥》一文中也曾写到，在延川的一个山头上，他（路遥）指着山下县城说：

“当年我穿着件破棉袄，但我在这里翻江倒海过，你信不！”

在省作协换届时，票一投完，他在厕所里给贾平凹说：

“好得很，咱要的就是咱俩的票比他们多！”

然后把尿尿得老高。

远村在《路遥二三事》中曾写到：

“路遥曾说，每个人都无法回避政治，但政治又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文学与政治从来未分过家。他病情十分严重，几乎看不清东西，还坚持看报、看电视，关心十四大的人事安排，还说等他病好了，要把作协搞好。”

这说明，在内心深处，路遥有着对政治仕途的留恋。可惜的是， 　　不知我的同学林达当初和路遥谈恋爱的时候，是否就预见了路遥后来的成就和声誉。记得我曾给路遥画过一幅油画——他伏在窑洞窗前的一张书桌上奋笔疾书，那孔窑洞是林达住的，是林达在延川县委通讯组办公兼住宿的地方，挂着绿色的窗帘，我的画架支在里面，这是一幅绿调子的逆光侧面肖像画。但之后我由于急着画另外一幅画，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画布，就盖掉了这幅路遥的肖像。所以刚开始我们这帮同学并不看好他们的恋爱，其实也没有明确的观点，只是觉得北京知青找当地青年，合适吗？

　　开始知道路遥是在林达与他交往之前，我们村一起插队的同学兰被抽调到县宣传队工作了一段时间，她重新回到生产队后隔三岔五就会接到一封厚厚的来信，她趴在北京带来的大木箱上羞涩地看信，然后幸福地写回信。她突然变得那么地爱笑，一点小事她都觉得好笑，她的笑声像串串银铃飞出窑洞。我们听说那位男青年叫王卫国（就是路遥），是当时的县革委副主任。兰在队里待的时间最短，一年后她就被招工走了。听说兰离开延川后很快和路遥断了恋爱关系，原因是遭到了兰家长的强烈反对，他们的恋爱夭折了。我们队几个女生想象着路遥该是多么的难过和痛苦，于是就无端地牵挂起了陕北青年路遥，其实到那时我们还没有见过他本人呢。

　　这以后，延川县委申书记大胆使用北京知青，林达被选到县委宣传部通讯组，我则到了县文化馆。路遥在县委大院与林达相识，不久路遥又开始和林达谈恋爱了。这下我们就对路遥更加地 　　无奈，我们接受了自己的同学和陕北青年谈恋爱这个现实，并甘愿充当了他们之间的“媒介”。林达因工作常常下乡，我们这些知青干部则分散在各个公社，并经常来往于县城，路遥便委托我们传带书信。那时路遥信任林达的所有女同学，他交给我们的信并不封口。我和另一个女同学也就不客气地抽出信来“审查”（替林达把关），这次路遥写给林达的是一首自由体长诗，我们俩用挑剔的眼光边读边用红钢笔勾改我们认为语句不通的地方，结果好好一封信被我们像批改小学生作业一样，弄得面目全非。我们就这样把信交到林达手上，而她欣然接受。

　　陕北青年路遥有着极强的充实自己知识的欲望，他是文化馆阅览室的常客。上世纪70年代的延川县文化馆面山靠水，一个小院几孔窑洞，一间临街的半地下的阅览室。阅览室里读物少得可怜，空荡荡挂着为数不多的几份报纸和杂志，其实每天真正进来看报纸的人几乎没有，也就是每逢集日，会进来一两位老乡撂下些东西让我们帮忙照看。而路遥却能在里面待上整整一个上午。现在我就想，对于学习来说读物真的不需太多，能认认真真吸收充实自己就好。当时文化馆编辑的《山花》是延川县文学的开端和摇篮，这本小小的文学刊物在70年代的中国也应该是领潮流之先呢。路遥的诗歌在《山花》上初露头角。

　　印象中初恋时的路遥对林达的指示言听计从。有个叫彦的北京女知青爱着我们的同学，赤脚医生孙立哲，但好像出了点情况。作为好朋友林达责成路遥去给孙立哲做思想工作。事后孙立哲总拿这事说笑：“路遥上关家庄找我来了，我不知他有什么事？路遥坐在那儿脸憋得通红，吭哧半天说出一句话‘彦这个人确实不错’。”孙立哲学着路遥的陕北腔，笑道：“路遥就不会做思想工作嘛，光说这么一句哪儿行啊？”

　　由于林达的关系，路遥渐渐融入北京知青的圈子。他交了许多知青朋友，我们也熟悉了路遥和他的家人。路遥的老家在清涧，因家境贫困孩子众多，路遥7岁时就被父亲从清涧老家带到延川过继给本家大伯。路遥的大伯母自己没有儿女，对这个儿子倾注了全部的母爱。每到赶集的日子，这位矮小、朴实的妈妈都会挎着一个盖着毛巾的篮子，爬上革委会的高坡，来给路遥和林达送好吃食。往往没等路遥妈找见儿子，革委会大院的年轻人早都一窝蜂围住老人，抢先揭掉篮子上的毛巾，哇！红薯、玉米、白馍馍。

　　一年春节路遥邀请我们去他家过年。大年初二，我和伯梅（北京知青）一同赴约。冬天出门要等到太阳出山，我们踏着厚厚的积雪，拐进县城南边的一条山沟，十里地走了一个小时。路遥和林达站在村口迎接我们。路遥妈把窑洞收拾得干净利落，明窗净席（炕席），新糊的窗纸上贴着窗花，热炕上已摆满待客的大红枣、南瓜子、炒黄豆和油馍馍。我们连说带笑爬上炕，玩了一天扑克，笑闹中第一次领略了路遥的妙语连珠和冷幽默。路遥大（养父）沉默寡言，满脸慈爱，蹲在灶台后拉风箱。路遥妈看着儿子和准儿媳，看着准儿媳的北京同学，喜不自禁。她在灶台前和后窑掌不停地忙乎，然后从灶下给我们传递食物，几个人没下炕就连吃了三顿饭，直撑得打着饱嗝弯不下腰。那温馨的场景至今令我回味、令我感慨。

　　年几经挫折后路遥考上了延大中文系，而林达没有参加考试，在路遥上学的几年里，她节省每月三十几元的工资资助路遥的学业。同年我也考上西安美院去上学了。毕业后我又回到延川县文化馆。见到林达和路遥还在恋爱（没结婚）。我的男友（现在的先生）每逢节假日都要到延川来看我，于是我们和路遥、林达等几个朋友经常在一起吃饭，然后热火朝天地聊天，聊到高潮就开始唱歌。路遥给我们哼陕北道情，我们和路遥一起唱苏联歌曲。大家正是“恰同学少年”，我们谈论最多的是理想。还是在林达那眼位于县委通讯组住宿兼办公的窑洞，烧火的土炕在后窑掌，办公桌放在窑洞窗前，女知青们耷拉着腿在炕沿上坐成一排，男人们或坐或站在书桌周围，路遥一手扶在桌子上，略弓着背，微偏着头，侃侃而谈，他壮硕的身体里充满着宏大的抱负。路遥涉猎的知识面很广，他聊国内形势和国际政治；聊陕北的民俗和民歌；聊他最喜欢的小说《红与黑》，说于连这个人物塑造得好。还向我和男友煽惑说：“你们画画的一定要去看看黄河和黄河上的船夫。”虽然黄河从延川县界流过，但要看到黄河并非易事，从我们当初插队的地方到黄河边要二百里地，从县城走也有一百多里山地，所以在延川待了多年我们还没到过黄河呢！路遥煽起了我们的好奇和热情，于是第二天我们俩就骑着自行车，沿着山路直奔黄河而去。

《红与黑》书影

　　作为侨委干部，林达的母亲比较开通，对于林达与路遥的恋爱，她无奈地说：“女儿爱上了，我有什么办法呢？”然后林达的妈妈要召见这位陕北女婿。林达带着路遥回北京了，林达还带着路遥去看望在北京的许多同学和同学的家长。家长们好奇地观察着随和的、收敛的、敦厚的、健壮的路遥，有的评论说，路遥长得像当时的体委主任王猛，比想象的好。（不知他们原先想象的是什么样子？）又有的家长说了，这个陕北小伙真不错，但如果是和我闺女，我不同意。

　　终于，路遥和林达要结婚了，一场持续了六七年的恋爱马拉松就要冲刺了。这一天是年元月25号。他们的婚礼是县城文化圈的一件大事，轰动了上百人来送礼。那几天朋友们一起出动，布置新房的，筹备婚宴的，进进出出，忙里忙外。婚礼定在晚上六点举行，人们陆陆续续地来了，宣传部的贺陛在门口招呼着。路遥来了，林达姗姗来迟半小时，她穿了件深紫红色的棉袄罩衫，翻出浅粉色的内衣领子。女知青彦和孟霞陪在左右。文化馆的张仁钟担任司仪，两位新人在事先布置好的讲台后就座。讲台后的墙上正中自然是毛主席的标准像，两旁的对联编得不错，好像是一边“遥”什么什么，一边是“达”什么什么，桌子上摆着两盆开着小花的植物。首先由县文化局局长给新人佩戴大红花，贺陛代表宣传部讲话，李世旺代表来宾发言。最后是路遥代表林达致辞，路遥穿着件略显宽大的蓝布制服，新理的头发，有些土气，但精神焕发。可能是过于紧张，林达的脸色苍白，林达与路遥站在众人面前显得挺不自在，他们两人分别都向外拧着身子。有人提议，路遥唱歌林达和诗，但两位新人几经推脱，最后不了了之。不知怎的，气氛就是出不来。简单走了这么几个过场，便开始宴客，新郎新娘巡回敬酒。一个小时后有人开始离席了，经多方筹备、多日操办的婚礼就这么没有悬念地结束了。说没有悬念，是因为我们在农村和县城见识了很多的结婚场面，众人玩闹得翻天覆地，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这群年轻人玩不到的，那样的热闹也着实令人期待啊!

　　70年代末路遥走出了陕北，那个陕北青年路遥的样子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在陕北青年中，有才气的人很多，有抱负的也不少，路遥的不同是他的实干。路遥出生和生长于社会的最底层，饱尝饥饿和贫穷，他立下奋发之志，他要挣脱命定的安排，他选定了文学之路以出人头地，文学是他的道路也是他的目的地，他的道路和他的目的都是为了一件事：那就是记录和歌咏那块养育自己的、贫瘠的、让他又爱又恨的陕北大地，和那块大地上的劳苦的乡亲们。路遥豁出自己的性命来，在文学的道路上朝目标疾跑。

《人生》书影

　　路遥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他的中篇小说《人生》大获成功；他的《人生》拍了电影；他用四年时间筹备，六年时间写出《平凡的世界》获中国文学的最高奖——茅盾文学奖。记得他在写完《人生》后，曾对我说他的体会：“你要让自己觉得你的作品是全世界最好的。”还记得他在完成《平凡的世界》时的样子，似乎一下老了二十岁，瘫坐在陕西作协大院门口的一把破藤椅上，叹息着说：“太累了！”是啊，路遥就是这样的人——他永远给自己设定令旁人生畏的目标，永远给自己千斤的压力，作为陕北青年迎娶北京女知青令他的朋友们既羡慕又生畏惧；他在文学的道路上爬一个山头又上一个山头还盯着那世界上最高的山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啊！

《平凡的世界》书影

　　年我已回到北京，一天办公室的同事对我说：“刚刚有一个电话来告诉你一个噩耗，说你的一个朋友死了。”我闻听心里一阵狂跳，我想不出我的哪个朋友死了？我们都是才四十出头啊！

　　我不知道路遥是否早在冥冥之中知道自己的期限，要以赛跑的速度完成自己的创作？还是因为他一生都在跑百米，致使自己提前到站？可惜路遥还没有好好品味他的果实，路遥把果实留给了他身后千千万万的农村青年，那千千万万的不甘于命运的青年。

　　路遥去世后我们又过了二十年，现在提起笔来纪念他，印象中最鲜活的路遥还是那个陕北青年。

原载于《当代》年第3期

来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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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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