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乡愁：沈从文与乡土小说

作者：王德威

来源：王德威著作（《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六章

凭借描绘故乡湘西的大量小说与散文，沈从文一直被视作现代中国小说中最重要的乡土作家之一。尽管沈从文也写有相当数量的关于城市生活的作品，他藉以打开千百读者心扉的，却仍是描绘湘西风习人情、人物遭际的游记、传记速写和小说。然而，沈从文既非对已逝乐园一往情深的浪漫主义者，也非对当时政局缺陷加以讽喻的乌托邦幻想家。在沈的作品中，浪漫主义和乌托邦都有重要影响，但他心中所怀，却是更加错综的家园想象。他所重构的故乡，不应仅仅看作是地理意义上的乐园，而且亦是拓扑意义上的坐标，是一种文本坐标，务须以多种方式的解读方能拓清它的轮廓。沈从文乡土话语的中心，乃是这一话语投射在历史中所形成的冲突意象。湘西历史上藉以闻名的，不外山型崎岖、苗夷骚乱、放盅异俗、民风凶险——对于生活在“中国”（MiddlKingdom）的人们，这里不啻是蛮荒异域。但湘西的奇秀风光也启发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两大杰作：屈原的《楚辞》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楚辞》所表现的，既是精妙复杂的政治寓言，也是边远南国文化／神话遗产的文学重现，恰与《诗经》所体现的传统相对而生，而《桃花源记》则被誉为中国乌托邦想象的显要源流之一。两部作品都有政治与历史的创作契机，但在切近的阐释层面以外，两者都召唤并复活了一种已被遗忘的往昔、久被忽视的别样的文化，使人对消逝的家园心荡神怡、迷醉不已。沈从文相当自觉地意识到，他是在《楚辞》和《桃花源记》的传统内写作。但他对故乡的描述中，又含有一种对话意图。沈从文是土生土长的湘西人，他太知道故乡远非古典作品中所描绘的那样完美无缺；战争，动乱，无知与贫困才是存在已久的现实真相。

作为《楚辞》和《桃花源记》的伟大传统的最新实践者，他明晓自己对于故乡的印象与描摹，无论好歹，都脱不掉屈原和陶潜的影子。他的湘西乡愁不仅源于对出生地的个人眷恋，也出于对文学胜景的想象性因缘。由这两种因缘出发，沈从文展开对往昔和故土的独特阐说。正当中国作家大多忙于描述战争、饥馑和社会不公之际，沈从文进而创造出自己的田园国度，其楷模当在小说《边城》之中。但沈从文的文本乌托邦亦揭示出想象的品质，因为它被包纳在毫无乌托邦幻想可言的现实忧患之中，也因为它毕竟只是对原乡和起源的远古欲求的重新镌写。因此，在沈从文湘西作品的平和顺畅的外表下，读者发现一种激进的愁怨。他写作，是为了表达关于中国现实与书写现实的观点，但他也知道，任何此类企图都会引发自讽。设若有一个完美理想的湘西世界堕入到当今现实之中，对它加以重构，只会产生残缺不全的审美效果：他的故土重游，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文本上的，必将暴露想象性的根基。

乡愁所指，并非要复活难以溯回的过去，而是着眼于现在来创造想象的过去。在本章里，我将依照这种“想象乡愁”的诗学，来读解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我或许不能回答自己提出的所有问题，但我希望我的讨论能打开观察沈从文乡土小说世界的多种视角。

走向一种想象乡愁的诗学乡土小说是现代中国小说中最常见的文类之一。如将过去七十年间乡土小说的系谱开列出来，鲁迅必然（又一次）被视作先驱之一。鲁迅写作了很多关于故乡绍兴的短篇小说，使之成为富有丰富象征意义的文学胜景；他也是最早试图为乡土文学框定主题与结构的批评家之一。

在鲁迅的二十五个短篇小说中，至少有三篇，〈故乡〉、〈祝福〉和〈在酒楼上〉表现了他的原乡情结的不同侧面。由于主题和风格的差异，这些小说突显出了一簇题旨与意象，在此后的七十年间，这些题旨和意象被作家们尽心发挥：时光的流逝；新旧价值观的碰撞；对于消逝的纯真或孩童岁月的渴求；遭遇或重逢古怪、落后的乡民；对风俗人情的体察，对时之将至的变化的焦虑；思乡与恐惧还乡的混杂感情——这许多苦甜参半的体验，便叫作乡愁。鲁迅也是最早使用“乡土文学”这个词语的批评先驱，他以此描绘作家王鲁彦和许钦文等人的某类短篇小说。这些作家的小说，展示了中国乡村生活中新的政治／经济势力对古老农业社会的入侵，以及那种农业社会中既定伦理／文化结构的无可挽回的衰败。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所写的序言中，鲁迅陈述了他对乡土文学兴起与发展趋势的观点：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许钦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园，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

鲁迅注意到成形于二十年代初期的新的文学趋势，试图描绘出乡土文学作家所具有的自相矛盾的立场。乡土文学，正如这个名词所示，滋养于作家对故土的深切关怀，但只有当作家远离他所如此亲爱的故土，并且已无任何可能去赏玩和理解它的真实存在时，他才能强烈地体味到这种关怀。但鲁迅也暴露出自己对铺陈于乡土文学之下的本体冲动的依赖，当他把乡愁和异域情调相对照时，他已在质疑这种冲动。鲁迅认为，只有在关于人失去熟悉事物的作品中，乡愁才会出现，而异域情调产生于对完全新奇或异国事物的观感。这种对照看起来清楚明确，其实不然；当涉及到想象与文本的所有问题时，势必需要对乡愁的界域重新评估。如把鲁迅的观点再引申一步，我想辨明乡土文学在事实与修辞两方面都是无根的文学，这种文学的意义取决于对故土珍贵意象的同步而来的（再）发现与忘却。乡土作家写出的恰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不能体验的。他们的想象与实际经验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而他们追忆往事的姿态与他们的记忆内容也同样重要。既然逝水流年只能通过写作行为才能追回，追忆的形式或许自身已成为记忆内容。由此我们可以探讨乡土文学所遵从的仿真准则，及其写实主义的辩证方面。我不可能穷尽这些题目的内涵，在进而用地域主义的模式讨论沈从文作品之前，我只打算从某些方面勾勒我的讨论范围。首先，乡土小说的特征在于它对于乡野人物、地方风俗、独特用语、节日传统、礼仪规范等等的记述，这些特征构成所谓地方色彩的效果。乡土作家或会声称这些地方色彩来源于他们极其熟悉的事物和时代，但在表现这些事物和时代时，他们着力于“陌生化”的工作，这使得他们采取外来者的视角，在对照的基础上看待事物。仿若一个导游竭尽所知来强调当地特色，而对于观光客，这正是异域色彩，乡土作家对于故土形象也取一种双重视角。因此，对于乡愁／异域情调的两项对立，我们或许会得出与鲁迅不同的结论。把故乡描写得既熟悉又陌生，把所见所闻视若平常，却又赋其异色，乡土作家之于异域情调实属暗渡陈仓。与此相应，乡土文学中的时空图式框架也比我们寻常所想远为复杂。乡土作家在处理一些传统主题——诸如新旧对照、丧失童稚、追忆似水流年时，总是不得不提及时光无可挽回的流逝。在乡土文学话语中，时间有着关键作用。乡土作家努力要在时间的线性观念之外，以重整时序的方式来追回逝去的时间。借助于记忆、想象和书写等仪式，他们扭曲、丰富、甚至变更了过去与现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尝试把今昔整合，顾此失彼地对过去与现在的意义加以界定或削删。他们依赖于现在重构往昔；他们在现在中看出过去的残迹。可以说，在乡土文学中，时间被重新组织，或被“倒错”了，为的是解放或抑制作家与读者的悠悠乡愁。正如时光倒错的观念作用于乡土小说的时间图式，背井离乡的观念则可用来描述其空间图式。我先已提及鲁迅富有反讽意味的观点，即作家追思故土的先决条件是他们的离乡背井。事实上，背井离乡不仅指出作家的身体远离家园；更表明其社会地位与知识／情感能力的迁转。作家承受思乡之苦不仅因为他远离家园，也因为他失去了自信曾经有过的故乡氛围。而且，在神话与精神层面上，背井离乡也指向一种叙事手段或心理机制，后者可使无从追溯或难以言传的事物获得（再）确定，它还指向这样一种叙事与心理探寻的永恒回归状态。因此，背井离乡暗示着乡土作家所处的状况，他借以寻觅已逝时空的方法，以及他在言语中的收获。既然已逝时空仅能以中介、因而是错置和残缺的形式追回，乡愁便可等同于对于更多叙事与更多回忆的无法满足的欲望。对于时空图式的重估使我们获得以下两个观点。

第一，作为一种文学成规，与其说原乡或家园意象暗示着地理学意义上的真实所在，对于生于兹、长于兹的作家有着特殊意义，不如说它是拓扑学意义上的坐标系——用巴赫金的术语，则是时空体（achronotop）——任何人可借此安置文本的根系。地点，如文本一样，是回忆的核心处所，是人性经验的复杂体汇集的有限空间。沈从文的湘西不仅是他的出生地，更是他的原乡话语借以萌生、他的社会／政治观念藉以表达的所在。文本中呈现的湘西，既是沈从文的故乡，也是读者的故乡，无论他们真正的故乡究竟在哪里。第二，上述论辩使人质疑乡土文学的写实范式。乡土作家的文学之旅或许起始于一种清晰的感知：通过从遗忘中召回人物、事件和价值，克服时间的伟力，凭借诉诸家园或原乡想象的原初意义来理解现在。这里关键所在，是对于文学表现超越时空能力的坚信。在真实和象征两层意义上，一旦认识到词语与世界之间、记忆与欲望之间、历史与本源之间的裂隙，此种追问必将难以为继。乡土文学不仅简单呈现对于已逝童年或沦落故园的徒劳寻觅。这一文类本身便造成表现的裂隙，制造了写实文学在目的和实践之间的失衡。现实中的家园从来不同于回忆中的样子，尤其不同于乡土作家情愿记忆的样子，写实文本总难以避免暴露出现实的不确定，而写实文本原本意在修复现实。因此，更加有趣的是把“想象的乡愁”，而非乡愁，作为乡土文学的基本主题。想象的意义在于，乡愁并非乡土文学之果，而是其不明之因，乡愁既是个人情感的自发流露，亦是取决于文学与非文学多重因素的写作成规。既然真实的故土家园只能在持续回归的形式中再现，乡土文学就总以写作的滞后形式出现，颇为反讽地滋养于自命为乡愁的、对于逝去之物的想象之中。对此，我并不否认每个乡土作家经历过的个人经验。但对于我们据以把故土家园的所在与时间、历史和写作的起源相等同的心理与意识形态指向，我报以怀疑的态度。因此，想象的乡愁也质疑了经常与乡愁观念相关联的本体假设，把我们引向构造了思乡渴望的文本内外的动力。《湘行散记》与《湘西》年，沈从文跟随家人离开故乡凤凰。由于经济和其他原因，他在八月间决定参加军阀部队，从而迈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此后五年中，他跟随部队辗转于湘川黔的许多地方。他的军旅生涯充满不可思议的折磨和恐怖，他丝毫不能预料这些经验将来会为他提供丰富的写作素材。年，沈从文来到北京，直到年才又重返故乡。此后在年，他在去西南的路上，也曾短暂回乡。两次还乡经验使沈从文悲喜交集。他震惊于自己曾熟悉的山川的美丽，但也为新旧价值的互相冲突而黯然神伤，这种冲突就体现在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中。当地传说逸闻仍然令他痴迷，但他却也禁不住注意到传奇里的桃花源由于外来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势力的侵入，正急速地衰朽着。两次还乡的产物是两本小说《边城》和《长河》，两本游记《湘行散记》和《湘西》，以及其他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边城》和《长河》久已被誉为现代中国乡土文学的典范作品。但如果不参考两本游记《湘行散记》和《湘西》，对于这两本小说的解读便难以完全。批评家传统上把这两册游记归入另一不同的文类。但既然沈从文在其中装点了从地名指南、传记、趣闻、传说直到抒情散文等不同的叙事形式，既然游记的写作与小说平行进行，我们便也应该 　　沈从文立誓要在书中辨明这些印象皆是错误；这些记载都是基于传统上的误解和无知。为了证明他的观点，沈从文作为向导，引领我们进入这个神秘区域，从理性角度来解释它的“奇风异俗”。我们的旅行始于常德，它是沅水边上的一个大码头，是进入湘西广大地区的门户，继而我们溯江北上，进入酉水和辰河等支流。我们沿河而行，探访码头村镇，了解其地理位置和所出物产，通过文学和历史材料追怀它们的过去；我们还会结识当地居民，了解他们的风俗，甚至他们的闲言碎语。总而言之，我们应与沈从文共享对湘西美好风光的爱慕，并一同忧虑由于内战、骚乱和现代文明侵袭而造成此地的急速衰落。

沈从文在此运用的修辞策略是古老的写实手法“实话实说”。沈从文通过提供大量信息成功地创造出了一种精确感和直接感。人名、地名、历史事件、逸闻、个人评价，彼此互无关联地倾于纸上。所有这些，不是为了表述某种专门见解，而是在默然中存在于兹，并证明事物的存在——这是实现现实效果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只要浏览一下某些章节的题目，如〈常德的船〉、〈辰溪的煤〉、〈沅陵的人〉和〈白河流域几个码头〉，我们便已明白沈从文是想要依其本来面目来描写一切。

他不再是《湘行散记》里的孤独旅者，离家十八年后重返故园，焦急地寻觅着旧日美好时光的残迹。无论沈从文对于湘西的情感有多深切，他现在则是采取了一个诚恳的向导、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外来者的叙事视角。

不同于沈从文在《湘行散记》中的态度，在《湘西》中，他尽力控制自己不从个人角度来戏剧性地描述场景、人物和逸闻。比如〈沅陵的人〉中的两个故事。其中一个故事中，一个女孩被一群武装喽罗的首领带走。她怕被那匪首杀死，又觉得他实在英俊标致，便同意嫁给他。这婚姻对于那女孩和她的家人竟变成一场美满姻缘。在大团圆的结局中，只苦了女孩的未婚夫，一个成衣店里的老实学徒。在另一个故事中，一个美貌寡妇爱慕一个苦修的和尚。虽然和尚对她的爱毫无回应，她却二十年如一日地上山顶去庙里看他。寡妇的儿子长大后，觉察了母亲的秘密。他不责怪母亲，反而雇人为母亲在山上开凿一条便道，然后便永远离去。尽管这些故事充满情节潜质，沈从文却并未把它们演绎成耸人听闻的浪漫故事；它们并不比其他人物速写更为突出，仅被饰以温和的反讽思考，以考辨为一个如湘西这样与众不同的地区的人民所持有的复杂动机和独特道德准则。沈从文对他的题材既不投入过深，也未疏离太远，而是小心地居中调衡，因此使他的故事既看来古怪，却又仍能为读者理解。这些人物，与湘西的船、煤矿、名胜古迹、多彩多姿的植被，一起塑造了沈从文富有地方色彩的风格。但若把《湘西》的话语描述为写实主义的，我们只能“假定”沈从文把这个神秘区域显现得一览无余。他努力使家乡在外来者眼中看起来更易接近、因之也更加真实，但我们却会追问，难道沈从文没有强加给他的题材对象一套新的价值和仿真原则吗？名义上他要写出关于湘西真相的合乎理智的报道，但他难道没有在解说中把许多事物的神秘魅力也消除了吗（而他原本想要维护这些“真实”的神秘魅力）？

他声称对所见所闻只描写而不叙事，但他能躲过情节化的诱惑吗？他的叙事本身难道不是已经违背了不可言说的禁条吗？通过这些问题，我无意否认沈从文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湘西美景，也无意说他未能公正地对待自己的家乡。关键乃是任何写实作家都不得不面对的文本的两难困境。我认为，正因为沈从文并未解决上述问题，他的速写才更加令人着迷。把这个问题再复杂化一点，我们应注意到《湘西》的叙事行文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沈从文从自己其他作品中摘引大段文字来描述一个地方，在此书中达七次之多。他在介绍白河及其沿江小镇时，两次引用《边城》。〈泸溪?浦市?箱子岩〉的一半篇幅都是引自《湘行散记》的文字。〈辰溪的煤〉和〈凤凰〉的开头分别是从《湘行散记》和《凤子》中摘来的大段引文。我们无从猜测沈从文为何如此频繁地使用引文，但这却促使我们思考《湘西》所声称的真相的可靠性。由于他引用自己以前说过的话，他成了自己的出处，因而便暴露出他的写实方案的同义反复。尽管他渴望保持公正阐释和客观记忆，但他却仍把自己的印象和关怀施与了他的对象。考虑到《边城》和《凤子》皆是富有田园浪漫气质的虚构作品，沈从文引用其中文字，必会有人追问：为虚构而作的叙事，现在如何又能用来阐明“真”相。当历史和故事，事实和对事实的追忆，“真实”和“虚构”在《湘西》中相互融合之时，最终呈现出来的，是虚实不明的互文肌理。正如沈从文叙事中涉及到的无数历史古迹、废墟遗址和风景名胜一样，他的自我引述在他的湘西文学之旅中，也需要一个“地点”，一个空间。我们探访沅水岸边的古老藏书洞、为纪念东汉老将马援而修的伏波宫、被凤凰乡民以革新为名毁坏的明代佛像、一个曾是地主、绅士、匪王、富豪而终遭暗杀的军阀的弃宅，此时我们渴望要破解那些秘密，想要聆听在这些遗迹的永久沉寂之下掩埋的依稀嘶喊。我们从事历史学家的工作，要让自己明白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事情。

现在，《边城》、《凤子》和《湘行散记》这些作品也出现在神殿旧址、残破雕像和废弃宅院中间，要求着日后一代代的观光客／读者也要聆听这些作品中传来的声音。由此我们注意到沈从文历史使命中的变化。他想要注解、破译湘西神秘往昔的方式，使他的注解和他所讨论的往昔变得一样重要。事实上，通过表达出缄默和遗忘的内容，《湘西》已是最佳的历史记述，也成为湘西风景中最重要的一景。凤凰是沈从文文学之旅的目的地。凤凰是湘西中心的一个外省小镇，是沈从文的原籍所在；也是他的创作想象力的源泉。凤凰山区中历来居住着苗族和土家族等民族部落，为沈从文的部落传奇〈月下小景〉、〈龙朱〉和〈神巫之爱〉等提供了合适的背景。但这个地方也被视作许多湘西神话秘闻的发源地，这里指的是部落战争、土匪、迷信、巫术及许多其他奇异风俗。以《湘西》的叙事布局而言，凤凰标志着“黑暗的中心”，在那里，沈从文记忆的幻影大纲初步成形，那是他必然要在旅途终点照亮的欲望之地：

苗人放盅的传说，由这个地方出发，辰州符的实验者，以这个地方为集中地。三楚子弟的游侠气概，这个地方因屯丁子弟兵制度，所以保留得特别多。在宗教仪式上，这个地方有很多特别处，宗教情绪（好鬼信巫的情绪）因社会环境特殊，热烈专诚到不可想象。

凤凰是南国的外疆，对“中国”来说，无论文化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异地。当地居民不仅继承了苗汉混杂的血统，而且他们千百年来一直依照一套独特的道德习俗生息着。在这个地方，现在重复着过去，这里神鬼相遇，无所不在的精灵滋养着无数传奇和迷信。正是在此，人体和心灵的被压抑的能量得以释放，形成道德风俗的奇丽风景，挑战着中原地区的礼仪规范，模糊着真实与幻想的界线。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巫术对女人的魔力，以及男人们共有的对野蛮和勇气的推崇。沈从文不厌其烦地描述不同年龄的女人如何成为无数当地神明精怪的牺牲品。她们或成为盅婆、女巫，或为神鬼之“爱”着魔致病。沈从文描摹这些癫狂病症的迷人和可憎之处，又一次让人想到他的家乡（以及女人的身体）享有以往被忽视或边缘化的性本能力量，这种性本能力量在禁忌、宗教仪式和精神病症等扭曲形式中的释放，仍需认真研究。被神魔附体的女子结局或很悲惨，但她们的奇异举止和幻想却证明了浪漫热情的活力，因此构成了沈从文关于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中的精彩段落。凤凰也应是〈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山鬼〉和〈夜〉等小说的想象背景。另一方面，女人在着魔时的性欲表现与男人对社会习俗的迫切执守构成对比。沈从文赞美那些为男子汉英雄主义献身的男人们。为了荣誉，他们在决斗中互相砍杀，直到一方死去；为了保持贞洁名誉，他们只因一丁点儿的怀疑便杀死自己的爱人。无论他们有多么野蛮嗜血，他们却是古代骑士的末代传人。当荣誉、手足之情和自我牺牲的准则都已逐渐被人遗忘时，这些男人变成了一群堂吉诃德，为了已不复存在的理想而战。但在这些男人的社会行为中亦潜伏着癫狂因素，正与女人的精神错乱交相呼应。凤凰男子献身于勇敢事业，其狂热程度，与女人们自愿沉迷于爱情魔力，可谓不相上下。

从任何标准来看，〈凤凰〉皆可算是沈从文对于中国西南地域最令人着迷的研究之一。但令人迷惑的是，他恰是通过采取自我矛盾的叙事立场，才完成了这一研究。沈从文作为土生子，与凤凰乡民共享着对于未知事物的热情，但他也是为了给这方土地及其文化去魅而写作的写实记述者。例如，他在描写那些中盅的女人时，不满足于简单描绘她们体验的色情想象和自称与鬼神相通的幻觉，并且还进而借助于精神病学和人类学知识提出病理判断。沈从文试图把男人的骑士热情加以历史化的理解；他注意到着魔女人的病症和她们经期之间的关系；他甚至为那些为性幻觉所苦的年轻女士们开出一剂良方——找个丈夫。

但还有一个问题：沈从文把凤凰的“真实”图景展现无余，他也有可能在解说中把古代楚文化的神秘魔力消除掉了，而他本来意在追回这些神秘魔力。癫狂、巫术、道德狂热，都是来自神秘往昔的鬼魅，对于这些内容，写实意念已经将其从文本中清除出去，但作为难以言传的原始景象，它们仍旧萦回不已，找寻着重返话语的门路。萦绕着凤凰小城的种种神秘都须摒除，以使我们看清它的形象。但我们又被不断告知，凤凰是屈原《楚辞》中鬼怪精灵的最后家园。“历史上‘楚’人的幻想情绪，必然孕育在这种环境中，方能滋长成为动人的诗歌，想保存它，同样需要这种环境。”

这种明显的自相矛盾把我们带到沈从文的故乡记述的最后一幕戏剧化场景之中。他的理性推导认为神巫仪式和骑士准则是宗教迷信与道德狂热的产物，我们由此可以臆测那些鬼怪可能从未远去。这样描写，只是为了指出写实手法在去神秘化方面的局限。沈从文在试图为凤凰驱魔时（但不管怎样，当地居民仍会持守他们所相信的“现实”），他自己或许也想为超自然与神秘事物保存一个秘密的领地——它不在关于凤凰的写实报道中，而是在萦绕文本之中、对于凤凰的想象乡愁的黑暗王国里。那些超自然的力量和远古习俗在沈从文的记忆里萦回不已，它们是凤凰和湘西有别于北京、上海的本质所在，由此才有楚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形成了幻想的美景，引诱沈从文想要追回失落的家园，同时又不断逃脱他的写实主义陷阱。〈凤凰〉体现了对于历史上的湘西进行解密的最后一幕；但同时它也是沈从文重构一个神秘湘西的起点。

《边城》与《长河》通过比较《边城》和《长河》两部作品，我们很容易证明沈从文对待故乡的两种不同态度，以及将这两种态度形诸笔端的不同叙事策略。《边城》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作者自觉依存于田园诗的世界，以及小说中对于神秘的人类生命周期的忧郁的冥想。

《边城》中写到寂静的群山、河流，善良的乡下人，传说故事，古老的节日仪式，构成一个看似封闭、自足的世界，其历史背景模糊含混而令人安然。与之相对照，《长河》把读者从牧歌般的天堂世界带回到时间之流中。尽管沈从文承认《长河》中仍有着“一点牧歌的谐趣”，这部小说却表露出当日军入侵之际他对于故园无可避免的衰落的忧虑。甚至两部小说的题目也微妙地暗示出沈从文的不同态度：“边城”指向居于时间和变化之外的神秘乌托邦，而“长河”却点出了在历史潮流中民族与人性的挣扎。

但这种对照阅读回避了沈从文想象乡愁中的细微之处，使他看似一个头脑简单的乡土作家，篡用了复乐园和失乐园的主题。我认为这种对照不仅存在于两部作品之间，而且也存在于每部作品的内部，因此呈现给读者的是在神话与历史、梦幻与现实之间无穷无尽的交相映衬。

《边城》初看上去，好似一些心理感触的复合表现。沈从文承认，这部小说几乎是以一种普鲁斯特的方式，由人生中一两个偶然时刻引发，使他对故园的想象得以成形。沈从文当兵时从保靖去川东的路上目睹的竹木渡筏引出了《边城》的整体氛围，小说女主人公翠翠的形象，其灵感则来自他在年的还乡之旅中遇到的一个杂货铺里的少女。沈从文在《边城》出版多年以后写的散文〈水云〉中，又提到这部小说的素材来自于他对在青岛遇到的一个乡村女子的生活的想象，而他的夫人张兆和则为女主人公提供了性格上的原型。这里有趣的并非这些素材是否彼此协调，而是沈从文如何从如此广泛的经验中取材——其中有些甚至并非来自湘西经验，而他又如何将其纳入到连贯整合的叙事中，来描述经久常在的故园。在这个方面，《边城》的地点有所提示。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的代序中说得很明确：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这种世界虽然消灭了，自然还能够生存在我那故事中。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

这段话的惊人之处在于，当沈从文有意识地追随陶潜的步履在小说之外建立一个更“真实”的世界，并以此批判他厕身其间的社会政治环境时，他并不想把桃花源的所谓原址桃源县作为他理想家园的所在。正如《湘行散记》中所写，由于桃花源传说中的所在地受到浸染、堕落为当下现实的一个部分，那么理想中的故土，新的桃花源，则应向他处寻觅。现代读者也不再进入桃源县，重拾旧踪深入神秘的古老密林；相反，他们还需上行七百里，到另外一个地方，“将近湘西边境…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因此，《边城》从开头便已充满潜在的反讽意味。此书的写作是以言语来转移、替换残酷堕落的外部世界，它颠覆了最初受其启迪的古老的乌托邦神话。难道失落的桃花源能在另一地方、另一文本中复制出来吗？难道现代桃花源的居民真能生活得随心所欲吗？陶潜的桃花源在二十世纪经历的堕落过程，茶峒在将来的某时就不会遭遇到吗？沈从文在写作《边城》时必然意识到了这些问题，虽然他有上文所引的比较光明的见解，虽然批评家们必将把此书誉为中国田园小说的杰作，称此书“承认一切人性的存在”，是“一首诗，是…情歌”。在散文〈水云〉中，沈从文坦言这部小说使他写出了作为乡下人他所体验到的被压抑的痛苦和挣扎；通过以牧歌的笔调把湘西理想化，他同时表达了对中国的疑虑与信心。他心怀《边城》，追问说：“生命真正意义是什么？是节制还是奔放？是矜持还是疯狂？是一个故事还是一个事实？”事实上，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尽管小说中洋溢着发自心底的韵律和抒情节奏，它却别有一种太过尖锐的意识——意识到误解、延宕、绝望之情和毁灭的无所不在的力量。《边城》开篇如是写道：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条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请注意在这个段落里，时间的因素是如何被有意省略了。虽然在古代游记（如柳宗元）和白话小说中也可以找到这种手法的大量例证，我们仍需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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